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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四川】為解放四川運籌帷幄
1949年10月,華北全境,華東大陸和西北、中南大部分地區已獲解放,首都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了隆重的開國大典。國民黨政府被迫由廣州遷至重慶,將其殘存大陸的白崇禧、胡宗南集團撤至華南、西南地區,妄圖以其僅有的這兩個集團為骨干,集結殘部,負隅頑抗。在華南地區,由白崇禧和粵系部隊組織了湘粵聯防,企圖阻止人民解放軍進軍廣東、廣西。在西南地區,則以四川為核心,把川陜邊作為守備重點,由胡宗南集團和川陜邊部隊扼守秦嶺、巴山,防備人民解放軍從陜入川;由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指揮,布防川、湘、鄂邊地區,以守川東門戶,阻止人民解放軍由湘、鄂西入川。此外,擺若干軍于川康云貴境內,以防人民解放軍由湘西入貴州并擔任守備昆明、雅安、宜賓、成都、重慶的任務。蔣介石企圖依靠這些殘軍,盤踞以四川為中心的西南地區,建都重慶,糾集殘軍和組建新軍,等待國際事變,卷土重來;如果上述計劃破產,則向云貴退卻,或逃竄國外。
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根據敵軍的部署以及西南和四川地區各方面的復雜情況,為進軍四川和西南地區,作出一系列的英明決策。
調精兵 遣良將
早在1949年1月3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七屆二中全會,就作出了由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進軍并經營西南諸省的任務的決定。之后,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又先后就第二野戰軍進軍西南和四川的時間、任務以及組織領導等問題作出了決定,5月23日,由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的給總前委等的電報《對各野戰軍的進軍部署》明確指出:二野亦應準備于兩個月后以主力或以全軍向西進軍,經營川、黔、康。二野目前的任務是準備協助三野對付可能的美國軍事干涉。在上海、寧波、福州等地被我攻占,美國出兵千涉的可能性減少后,即可在一野一部的配合下向西南進軍。7月16日,由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的給第四野戰軍司令員林彪等的電報《應采取遠距離包圍迂回方法追殲白崇禧部》進一步規定: “陳賡之三個軍則于完成廣西作戰后出昆明,以占領并經營云南為目標”,陳賡之另一軍“準備由郴州直出貴陽,以占領貴陽為目標”;“由賀龍率領10萬人左右入成都,由劉鄧賀等同志組成西南局,并經營川、滇、黔、康四省。”10月1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的給張宗遜、彭德懷及西北局的電報《十八兵團由賀龍統率入川》明確指示:十八兵團由賀龍統率入川,劉金軒(時任人民解放軍陜南軍區司令員)部攻占漢中一帶后,除守衛該地區外,是否以適當部分進入川邊策應十八兵團,依那時情況再定。10月13日,毛澤東致彭德懷的電報《第一野戰軍第二野戰軍在西北西南地區的作戰部署》,對于中共中央西南局作出了明確分工:鄧小平、劉伯承、賀龍分別任第一、第二、第三書記,賀龍任西南軍區司令員,劉伯承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任,經營滇、黔、川、康及西藏。
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的上述一系列正確決策,對以四川為重心的西南進軍的兵力部署、組織系統和領導人、進軍時間、任務等,指示得非常具體和明確。西南和四川的解放,正是劉伯承、鄧小平、賀龍等精兵良將,堅決執行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的指示取得的。
斷敵后路 迂回包圍
在人民解放軍遵照毛澤東、朱德“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以秋風掃落葉之勢攻占了南京、上海、武漢、杭州、南昌、西安等重要城市和江南大片地區之后,國民黨統治集團以四川為中心割據西南的戰略部署,日益加緊進行。毛澤東、中央軍委洞悉國民黨殘軍的動向后,先后發出了一系列的英明指示,在作戰方針和部署上,作出了斷敵后路、迂回包圍、再回打之的決策。
關于從南面斷敵后路,迂回包圍的指示,早在1948年5月23日,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的給總前委等的電報《對各野戰軍的進軍部署》就已經指出:“胡宗南全軍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的消息。蔣介石、何應欽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慶、割據西南的夢,而欲消滅胡軍及川、康諸敵,非從南面進軍斷其退路不可。”9月12日,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的致第二、第四野戰軍鄧小平、林彪等的電報《西南各敵均取先包圍再回打方針》再次指出:“對白崇禧各敵均取大迂回動作,插至敵后,先完成包圍,然后再回打之方針。”6月17日、7月16日、9月12日、10月19日,由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的致劉伯承、鄧小平、林彪等各電中,更進一步指出: 待廣州解放和國民黨政府遷至重慶后,在第四野戰軍發起廣西作戰的同時,第二野戰軍的主力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一直進至重慶以西的敘府(即宜賓)、瀘州地區,然后東打,占領重慶。采取這種遠距離包圍迂回的作戰方針使胡宗南集團及川康諸敵退往云南的道路,以及他們同盤踞在廣西境內的白崇禧部的聯系,便可完全切斷。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對于第二野戰軍主力的進軍時間,還作出了準確的安排: 9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11月可到,12月可占重慶一帶。
關于從四川北面包圍敵人的指示,毛澤東在6月27日致彭德懷的電報《對進軍西北和川北的部署》指出:第一野戰軍可分兵兩支。第一支西進,擔負解決甘寧青新四省。第二支南進,以占領成都解決川北為目的,出動時間要和劉鄧占領黔、渝相配合,不可太早,寧可稍為緩點,以期聚殲胡宗南,不使逃入云南。10月19日,毛澤東依據進軍西南的發展,在給林彪等的電報《西南地區的作戰方針》進一步明確指示:“二野主力必須于12月占領敘府瀘州重慶一帶,賀率十八兵團則于1月占領成都一帶,并迅速擴占全川。”
按照毛澤東和中央軍委上述的部署,人民解放軍通過多方面遠距離迂回動作,既切斷了敵向南逃竄至康、滇和國外,又將胡宗南集團以及盤踞在川、康、黔之敵分割,而后逐一包圍殲滅。
逐一圍殲 甕中捉鱉
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在第一、第四野戰軍的協同配合下,堅決地出色地按照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制定的作戰方針和部署,在完成迂回包圍的同時,逐步實施“再回打之”的作戰方針。
第二野戰軍在華東戰場,配合第三野戰軍準備對付美國可能的軍事干涉時,就遵照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的指示,對進軍西南和四川開展緊張的準備和部署。7月中旬,二野前委發出了“關于進軍西南的指示”;8月上旬,劉伯承、鄧小平下達了進軍規劃和指示以及“向川黔進軍作戰的基本命令”。10月23日和29日分別對參加廣東、廣西作戰后迂回兜擊云南的各部隊:迂回黔北、川南切斷川境國民黨部隊向云南退路的各部隊;圍殲湘、鄂、川邊境的宋希濂集團,爾后主力直出四川東部和南部,協力聚殲川東和重慶地區國民黨軍的各部隊;會同由陜入川的第十八兵團等部實施成都戰役,聚殲胡宗南集團及四川境內國民黨軍的各部隊等,都作出了明確而具體的指示。同時,命令各部隊于10月10日前隱蔽地集結湘西地區。
11月初,第二野戰軍各部遵照野戰軍首長的命令,在南起貴州天柱,北至湖北巴東約500公里的地段上發起多路進擊的全線進攻。15日解放貴州省會貴陽,21日解放遵義,從而攔腰切斷了敵人所布的西南防線,嚴重威脅了川境敵軍向滇、黔的退路。與此同時,二野部隊在四野部隊的協同下,重創了布防在川湘鄂邊的敵軍宋希濂部。此時,蔣介石急令胡宗南集團由秦嶺、大巴山南撤入川,并車運其第一軍至重慶增援;令宋希濂部等在南川以東布防,延遲人民解放軍前進,掩護胡宗南部撤退。在此情況下,第二野戰軍首長作出了先占主動,力爭將宋希濂部等圍殲于長江南岸的決策。為了統一指揮,11月25日和27日,由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的分別給林彪、劉伯承、鄧小平等的電報指示,將入川作戰的第四野戰軍的七個師、第一野戰軍的十八兵團,統歸劉伯承、鄧小平指揮。28日,宋希濂部和羅廣文3萬余人被殲滅于南川地區,企圖增援重慶的胡宗南部也被殲滅于重慶外圍。29日晚,蔣介石及“國民政府”被迫由重慶逃往成都。30日,重慶解放。至12月8日,人民解放軍分別進至內江、銅梁、廣安、萬縣一線,迂回黔北的第二野戰軍部,在攻占貴陽、遵義后日夜兼程,于12月3日占領瀘州等地。至此,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在第四野戰軍的協同下,準確地按照毛澤東、中央軍委的指示和命令,順利地完成了切斷敵向黔滇方向的主要退路的任務。
遵照毛澤東關于軍事斗爭和政治斗爭相結合的思想,在加強軍事打擊的同時,11月21日,第二野戰軍首長劉伯承、鄧小平向西南地區國民黨軍政人員發出忠告,號召他們停止抵抗,棄暗投明,悔過自新,立功贖罪,并要求人民解放軍廣大指戰員,注意做好對國民黨軍的爭取、瓦解工作。在全國勝利的形勢和劉鄧忠告感召下,國民黨高級將領盧漢、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于12月9日分別在昆明、雅安、彭縣等地通電起義。
當人民解放軍解放重慶及川東、川南廣大地區后,胡宗南集團及其國民黨殘部紛紛撤到川西地區。根據此情況,第二野戰軍首長決定兵分多路,由川東、川南西進,迂回到成都的東、西、南面,搶占戰略要地,以切斷敵軍退往康、滇的最后一條路。至12月20日,人民解放軍分別進占簡陽并挺進到新津、雙流以東,控制了大邑、邛崍,進占了蒲江、丹棱、眉山,挺進遂寧。因而完全切斷了胡宗南集團的退路。與此同時,北線的人民解放軍十八兵團兵分三路猛追南逃之敵,越摩天嶺,跨大巴山,戰勝沿途種種艱難險阻,于12月22日進抵安縣、綿陽、中江、巴中一線,至此,胡宗南集團及川境的敵軍數十萬人,全部被我人民解放軍包圍在成都周圍,成了甕中之鱉。
被緊緊包圍之敵,已失去了與人民解放軍繼續作戰的能力,也無法守住暫時仍盤踞著的地區,既無法逃脫,又不可能得到救援,內部十分混亂,完全處于絕境。12月22日胡宗南在新津召開軍事會議,企圖統一內部向西昌方向突圍逃跑。次日,胡宗南則乘坐飛機逃往海南島。敵人內部混亂已極。在人民解放軍的強大軍事壓力和政治爭取下,從12月21日起,國民黨高級將領董宋珩、羅廣文、陳克非、裴昌會、李振等率部宣布起義。27日,人民解放軍解放成都。至此,蔣介石在大陸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團大部覆滅,成都戰役勝利結束。人民解放軍勝利實現了毛澤東和黨中央、中央軍委進軍西南和四川的指示、完成了把敵人全部殲滅在四川境內的偉大歷史任務。在進軍西南的兩個多月作戰中,共殲敵90萬人,徹底粉碎了蔣介石妄圖把以四川為重心的西南作為反革命基地的迷夢。
解放四川的勝利,是毛澤東軍事戰略思想的勝利,是劉伯承、鄧小平、賀龍等人民解放軍指戰員,堅定地創造性地執行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制定的作戰方針和部署的結果,它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作戰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本文來源為1995年由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著的《毛澤東與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