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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陜蘇區土地革命的歷史回顧及其現實啟示
楊芳
[內容摘要]：
20世紀30年代紅四方面軍在川陜蘇區掀起的土地革命既是一場政治、經濟革命，又是一次深刻的社會革命。土地革命最深入、最廣泛地調動了農民群眾的革命和建設的積極性，為工農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為新中國成立后的土地改革提供了借鑒，為當前深化改革與發展提供了一面鏡子。今天，農村土地問題仍然是關系能否實現同步全面小康，推進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實現社會長治久安的核心問題，研究川陜蘇區土地革命的方針政策及其效果，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川陜蘇區 土地革命 回顧
土地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土地所有制關系是人們生產關系中的核心關系。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長期以來，農民占全部人口比例超過80%。中國的國情決定了“中國的革命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農民問題，即土地問題，亦即吃飯問題，生活不能解決，革命斷難成功”[1]。任何一個政黨要想取得革命的最終勝利，必須依靠農民，如果不能適應中國社會實際，都難有政治作為。因此美國漢學家費正清在評價中國的土地改革時稱“土地改革是相對于城市和現代經濟領域進行的一種鞏固農村政權的平行過程，是一樁石破天驚的大事”[2]。20世紀30年代，川陜蘇區的土地改革既是一場政治、經濟革命，也是一次深刻的社會革命，深刻地影響了川陜蘇區農村的歷史進程。紅四方面軍入川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立即帶領廣大農民大規模地掀起了以“土地改革”為中心的鄉村社會革命，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實現“耕者有其田”。在短短的兩年多時間里，通過打土豪、分田地、查田查階級，徹底平分土地，初步實現了農民希望得到土地的奮斗目標，以此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群眾參加革命的積極性。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今天，“三農”問題仍然是核心問題，研究川陜蘇區土地革命的方針政策及其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川陜蘇區土地改革的起因與主要內容
�。ㄒ唬┘t軍入川前川陜邊人民的生活狀況及有關社會矛盾的尖銳化
川陜蘇區建立之際，川陜邊界各種社會矛盾尖銳，四川軍閥割據，地主、買辦、官僚、流氓、黨棍、特務、土匪頭目沆瀣一氣，殘酷剝削農民，把農民出身的士兵當炮灰，把農民的田地當戰場，將農民的財產當軍需。官吏、軍閥對農民課征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搜刮勒索，地主豪紳大肆兼并農民土地，川陜邊界的農民生活極端痛苦，農村呈現出民不聊生的悲慘境況。據1922年郵政總局調查，“四川省農民人平土地一畝零四厘，陜西省農民人平三畝八分”。占總人口85%的貧農、雇農和中農，只擁有總耕地面積的百分之十幾，而占人口9—12%的地主、富農卻占有74—80%的土地。陜南鎮巴坪落地區，1927—1932年地主、富農共10戶48人，占有土地587.5畝，占總耕地面積75.8%；地主人平17.98畝，富農人平3.47畝；中農占12.4%，人平1.43畝；貧農人平0.4畝（注1）。巴中縣恩陽區旱谷鄉東園村，地富占田土總面積72.81%（注2）。江口4戶暴發財主占田地8891畝（注3）。1933年前，南江縣44000余戶，21萬人，田22萬畝，占總戶數10.6%，人口15%的地主、富農占據土地59%，人平28背（注4）；占總戶數17%，人口19%的中農，占田地總數16.3%，人平5.2背；占總戶數72.3%，人口56.2%的貧農、雇農，只占土地14.2%，人平1.3背；其他階層占田地0.5%（注5）。1933年前，通江縣占人口5%的地主，占田地60%左右（注6）。由此推斷，川陜蘇區建立之前，土地的高度集中，嚴重制約著生產力的發展，農村經濟一蹶不振，農民生活朝不保夕。隨著人民痛苦的不斷加深和矛盾的日益激化，必然要爆發激烈的斗爭來改變土地占有關系不平等的狀況。適逢紅四方面軍入川，就勢掀起了以“土地改革”為中心的鄉村社會革命。
�。ǘ┐兲K區土地改革的主要內容
當時紅軍中的中共領導人認識到，農民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工人階級政黨的同盟軍，在革命戰爭中，兵源的補充、糧餉的供應……等等，都非農民不可，脫離農民群眾，就是放棄革命的力量源泉。因此，中國革命的根本內容是土地革命，必須用“平民式”的手段來解決土地問題，用軍隊發展土地革命，確立黨在農村領導武裝暴動、開展土地革命的斗爭方針[3]。紅四方面軍創立川陜蘇區后，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軍區政治部便頒發了《關于土地問題的布告》，張貼各地，號召廣大農民群眾趕快行動起來。成千上萬的農民歡呼踴躍，配合紅軍開始土地改革。
中共川陜省委、川陜省蘇維埃政府在通江縣建立以后，堅決貫徹中共“八·七”會議和“六大”精神，頒布執行有關關于土地革命的方針、政策。依照中央土地法，制定了《川陜蘇區土地法令》，又根據中共“六大”會議通過的《土地問題決議案》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并吸取了鄂豫皖根據地土地改革的經驗教訓，于1933年12月發布了《川陜蘇維埃政府關于土地改革布告》（以下簡稱《布告》）。
1、針對土地革命打擊對象的法令與政策�！恫几妗返拈_頭即指出“所有封建地主、豪紳、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無論自己經營或出租、一概無任何代價地實行沒收”�！巴恋厥歉F苦雇工農民的命根，地主豪紳富人占據了許多土地，自己不種莊稼，雇工農民每年交納租課給他，他就坐著享福，有錢有勢，壓迫窮人無所不為。窮苦雇工農民租種主人家土地要交納六成租谷，雇工農民一年辛苦到頭，收獲的糧食，大半收集到地主豪紳富人的倉庫里去了。雇工農民年年窮困下去，地主豪紳年年發財下去，土地不是被地主豪紳收買去了，就是典當給發財人去了。雇工農民們要解除自身痛苦，不但要取消苛捐雜稅，還要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窮苦的工農。地主豪紳占有了土地就掌握著窮人的命根，窮人向地主豪紳奪回土地，就真正從十八層地獄里翻了身[4]”�！恫几妗非八�、五條分別規定：“立即召集工農群眾大會，宣布無條件地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田壩子、山林、房屋等等。土地多的富農，請佃客幫種，出租自己種不了的土地、放高利貸，也是剝削分子，其土地也應沒收”。這就明確宣布了，土地革命中所打擊沒收的對象主要是針對地主階級、軍閥豪紳、富農份子。從另一方面看，強力推行這一政策，甚至嚴厲鎮壓，地主、富農感覺求生無望，也促使了他們與革命為敵。
2、針對土地革命依靠和團結的階層的政策�！恫几妗分赋觯骸肮凸�、貧農、兵工、失業而愿意親自去做莊稼的窮人都應分得土地”。他們專門出賣勞動力過活從事農業雇用勞動，是農村中的無產階級，其政治、經濟地位低下，是黨和無產階級在農村中的支柱，是土地革命的堅決擁護者。川陜蘇區所組織的“貧農團”“雇工會”，就是促使貧雇農在農村中帶頭執行黨和政府的政策，團結中農，保護工商、手工業者，恢復和發展生產，支援革命戰爭，這自然是土地革命中的主要依靠對象，團結中農的政策關系到土地革命的全局�！恫几妗返谌龡l規定：“自己耕種夠自己吃用的中農，其土地概不沒收，仍歸他自己所有。只要是他自己耕種出來的，就是每年有些余錢剩米也不得沒收”。當時，在川東北農村人口總數中，中農占20%左右，數量相當大，聯合中農、團結中農，關系到土地改革的成敗。因此，川陜蘇區黨和蘇維埃政府在當時的《干部必讀》中再三強調：“保護中農利益”“反對侵犯中農利益，中農田地不夠要補給他”“千萬不要動搖中農……”。蘇區黨和政府在經濟、政治上給予中農的照顧，使他們同心同德，積極支持土地改革，這與中央土地法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對待中農的問題上顯得更具體些，專門強調保護中農的利益，較之中央土地法政策，概念更明確，態度更鮮明。貧雇農是革命最積極的響應者，因為是革命的最大受益者，讓他們與下中農結成同盟，使革命運動得到絕大多數人的支持，這是川陜蘇區土地革命基本成功的重要原因。
3、土地分配的原則與政策�！恫几妗返诹鶙l規定：“分配土地時，山地和田壩子調劑著分配。按田地出產量為標準，人多的多分，人少的少分，能做莊稼的壯年男女多分一點，老弱不能做的少分一點”。這與中央土地法的“按每戶勞動力之多寡同時又按人口之多少混合原則來進行分配”主張一致。但刪去了中央土地法里的“或以中農、貧農按人口平均分配，富農以勞動力為單位”的另一種分配方法，這似乎有損貧、雇、中農的利益，挫傷農民的勞動積極性。但實際情況，正如當年實地參加分配土地的老蘇維埃干部所說：“紅軍幾進幾出，軍閥脅迫逃亡的青壯年農民頗多，留下來的盡皆老弱病殘、婦女、兒童，即使按人口分配土地后，也缺乏勞動力耕種，不能發揮土地應有的效力[5]”�？梢�，川陜蘇區的土地分配原則與中央土地法的局部差異，更體現了川陜蘇區結合本地實際，實事求是、勇于創新的革命精神。
4、土地改革中的特殊政策。這是根據據當時作戰的需要，為了迅速壯大紅軍力量，擴大地方武裝，鼓勵外籍紅軍戰士和來赤區工作的人員英勇作戰，保證革命勝利，而制定的政策�！恫几妗返谑粭l指出：“凡參加紅軍與游擊隊的雇工、貧農、中農，得分受最好的田地。無耕種能力者，由蘇維埃負責代耕；傷亡者有傷亡撫恤的優待”�！恫几妗返谑�、十三兩條指出：“凡白區工農、白區軍隊的士兵和官長來參加紅軍者，同樣在蘇區分得紅軍公田，由蘇維埃負責代耕，其家屬亦可到赤區來，照人口與勞動力量分受土地”。其“原意是給非蘇區工農在紅軍中服役的指戰員的”“補助他們和蘇區人民同樣享受土地革命利益[6]”。凡紅軍公田，任何人不得侵犯。其耕種方式：一是代耕隊；二是由就近戶耕種；三是以村蘇維埃為單位，組織全體村民耕種；四是由蘇維埃干部和少先隊、童子團的干部耕種。公田糧食由鄉蘇維埃管理，任何人不得隨意支用，主要供軍用、鄉蘇維埃干部生活開支、優撫紅軍家屬、救濟老弱病殘，余下的作儲備。因此，紅軍公田，又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它解決了蘇區的經濟困難。這些政策的制定為當時建設蘇區，保護專門人才，甘心服務于蘇區和紅軍起到了重要作用。
5、針對土地利用的政策。土地分配后，川陜蘇區黨和政府為了有效利用土地，充分發揮效益，解決蘇區軍民的生存問題，也專門制定了政策�！恫几妗返谑臈l規定：“赤區獎勵種有益身體之谷類，一律禁止種鴉片煙。吸煙者得分期禁戒”。川陜省專門成立了戒煙局，提出一系列的戒煙措施，實施后，通、南、巴30—40%的煙田變成了糧田，不僅糧食增產，而且改善了人民的健康狀況。同時，還教育農民要愛惜土地、培育土地，讓蘇區土地一寸都不荒廢。這一切都是從有效利用土地、充分發揮土地效益出發。
二、川陜蘇區土地革命的實施
�。ㄒ唬┐兲K區土地革命實施步驟
隨著戰爭的勝利和蘇區的迅速擴大，川陜蘇區黨和政府依照土地政策，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了土地革命。
1、打土豪和分浮財
打土豪、分浮財是發動農民群眾分田分地和鏟除封建勢力的第一步。紅軍入川時，打土豪通常叫做“打富人”，又叫“打發財人”。當時，雖然有文件指出：在打土豪、分田地中，“打”的對象主要是地主、富農、團總、保長、團首。這個“打”，包括沒收（打家、抄家）、征發、鎮壓，鎮壓專指土豪劣紳大地主而言。但是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只要群眾認為是“發財人”的，統統都在打擊沒收之列。
打土豪，一般是先開群眾大會，揭發土豪劣紳的罪行，提高群眾的覺悟。其中，罪大惡極者，寫明罪狀，堅決鎮壓，布告周知。同時調查確定打擊的對象，報經鄉蘇維埃（1934年改為區蘇維埃）以上機關批準，再由紅軍、赤衛隊和蘇維埃干部帶領群眾去“打家”（抄家）。沒收的東西，金銀財寶全部上交；一部分物資（如糧食、布匹、煤油等）交作軍用；其余的糧食及衣物等日用品，則分給窮人；耕牛農具，盡先分給缺少耕牛農具的紅軍家屬和雇貧農[7]。
對應“打”的對象，有以下三種作法：自動認“打”認罰，拿出家庭財產者，可以不“打”；對一般的，由鄉蘇政府派人同村蘇維埃干部配合“打”；對個別頑抗的，由紅軍和縣、區、鄉蘇維埃地方武裝一起“打”[8]。對于一些逃跑了的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由紅軍和赤衛隊組織群眾將他們捉拿歸案，罰他們交出糧食、物資、金錢等。
打土豪，分浮財，打垮了地主豪紳的威風，部分解決了革命戰爭的需要，滿足了貧苦工農群眾迫切的政治上和物質上的要求，提高了他們的階級覺悟，為土地革命的進一步開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2、組織領導和劃分階級成份
紅軍解放一個地方以后，立即派出專人或工作隊，建立村政權，進行土地改革。各級蘇維埃政府設置土地委員會，村設分田小組，由蘇維埃主席、土地委員會、貧農團、婦工會、少先隊等代表組成，人數一般是10—20人，專職負責分配土地工作。
階級成份的劃分，是進行土地改革的前提和基礎。紅四方面軍和川陜省委、省蘇維埃政府先后在《怎樣分配土地》《農村階級劃分》《平分土地須知》等文件和川陜省的幾次黨代會與工農兵蘇維埃大會的總結中，都明確規定了階級成份劃分標準和方法。
1933年8月，川陜省第二次全省工農兵代表大會，對于鄉村各個社會階級的劃分，有明確的決議。將各個階級按其經濟地位劃分如下：無產階級 ——“空著兩只手，什么都沒有；專替人做工，才能糊了口”。貧農——“自己有點田，不夠吃和穿；還賣勞動力，生活很艱苦！”。中農——“他不剝削人，人不剝削他；他受誰壓迫，豪紳和軍閥”。富農——“自己種有田，還有田出租；又放高利貸，還請長活路”。豪紳地主——“田地非常多，自己不耕作；收租又逼課，農民受剝削；身份比人高，政權握在手；壓迫工農們，封建的代表”[9]。這一簡單的階級劃分，給了工農出身的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以明確的階級概念。雖然規定了階級成份的劃分法，但實際上并沒有嚴格按規定執行，各地在執行中也不盡一樣。因為當時處于戰爭環境，時間緊迫，所以劃分階級成份的工作比較粗糙。劃分階級成份的作法，有兩種情況：一是由村蘇維埃的干部，按鄉蘇維埃政府的規定，逐戶擬定成份名冊，報鄉蘇政府批準，不公布，只作沒收與分配時內部掌握的標準。二是村上召開“十家代表”會討論，逐戶訂成份，然后造冊上報批準，予以公布。
3、發動群眾和分配土地
劃定階級成份后，由鄉村蘇維埃造花名冊，把所有土地登記起來，由土地委員把每人分田的數量計算好，然后“由土地寬裕之鄉著手，到某村，把鑼一打，號召當地群眾多派人同土地委員一路去劃分田地山場。首先把紅軍的土地分配好，紅軍（公）田提出來，再把好壞遠近的田地、山林、池塘、竹園等作一總的計算，搭配得好好的，按人口與勞動（力）混合劃分。劃分時尊重大多數群眾的意見。劃分清楚后，立即宣布，帳單貼在大路旁墻上，征求各家的意見，無人修改作為通過。但在分田的時候不能以田的面積和畝數為標準，而以種子為標準。反對舞弊，由廣大群眾做主，如某人認為分得不好，可以提出意見。如吃虧過大無人過問時，可以向工農監察委員會和革命法庭、共產黨的各級監察委員會及紅軍政治部告狀[10]”。在土地革命中，鎮巴縣蘇區有16個鄉，蘇維埃沒收了167戶地主豪紳的18，600多畝田地，分給了1，598戶貧苦農民耕種。坪落李家塝有一丘水田很肥沃，群眾給他取名“門板田”。這塊田是貧農鄭徐氏先輩被迫出賣給地主的，鄭徐氏日夜夢想土地回家。1932年冬，紅軍來到坪落，實行了土地革命，鄭徐氏分回了“門板田”，如獲至寶，勤勞耕種。1933年春，紅軍出川后，這塊田地又被地主奪回了，鄭徐氏非常悲痛，終日盼望紅軍打回來好分回田地。1933年夏，紅軍打回來了，建立了陜南縣蘇維埃，實行第二次土地革命，鄭徐氏又分得了“門板田”，萬分高興，聲聲感謝紅軍，感謝共產黨[11]。
4、查田運動
土地改革初期，土地分配并不是很徹底，部分土地問題沒有徹底解決，農民革命沒有充分發動起來，封建勢力也沒有完全打倒。一部分地主富農和反革命分子，混進了地方政權、地方武裝和群眾團體，在階級斗爭激烈的時候，他們成立反動組織，破壞革命，陰謀與軍閥“圍剿”里應外合，實行反攻倒算。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在蘇維埃政府領導下，經過川陜省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討論，提出了實行查田運動的口號，隨即在川陜蘇區進行了普遍深入的查田運動。其方法是：由縣上工作人員協同區、鄉、村土地委員會組織查田隊下鄉，實行徹底平分土地。其任務是：調查地主土地是否完全沒收；調查富農是否僅僅留下壞田；調查貧農、雇農、紅屬是否分得好田；調查紅軍公田耕種得如何。其次，還調查下級蘇維埃各級政府委員的成份和工作情緒。查田運動緊密配合改造蘇維埃的工作，其口號是：“反對包庇地主、富農土地，徹底平均分配土地[12]”。
1959年四川大學歷史系和四川師范學院歷史系的師生到通、南、巴地區作了訪問調查，從他們對一些原蘇維埃干部的訪問紀錄材料中，也可以看到當年根據地進行土地革命的實況：例一：趙良山，男，62歲，中農，住南江縣洪口公社二耕作區八隊，當年曾作村代表及村蘇維埃主席。他說：“紅軍一到地方，就進行土地分配，地主富農的土地都要拿出來分給農民，一人五背谷子。由土地委員領導、代表、農民一起挨田估計產量，進行分配并插簽。富農分孬田，地主不分田，是罰苦工……（注7）”。例二：譚定保，男，85歲，住巴中縣中興公社，當年曾任村蘇維埃土地委員。他說：“我1933年作村蘇維埃土地委員，其職務范圍是均田、查田，領導督促和檢查生產。均田辦法如下：插簽分田，每人四五背，勞動力多者可酌量多分，勞動力少者可酌量少分。中農土地一般不動，地主土地全部沒收，當時地主大多逃走了，未逃而能勞動的，則分山尖壞地自行開荒。地主大部分房屋分與農民，打家后的財產、糧食、衣服、金銀交蘇維埃政府，也將一部分給貧苦農民。有些地主則編為運輸隊，運送東西。把富農的好田沒收，調換壞田。剩下的上等好田，為公田，由當地蘇維埃組織人力耕種，給耕公田者以報酬（公家供吃，其薪資由公田所打糧食付給），公田收獲物交蘇維埃政府[13]”。由于川陜蘇區在分田、查田查階級中所執行的某些政策正確，它符合中國民主革命的要求，受到了廣大農民的擁護，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ǘ┐兲K區土地革命的三大發展階段
川陜邊土地革命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宣傳動員階段。時間大概應從1932年12月底到1933年2月結束，這一時期主要是紅軍入川占領通、南、巴地區的初期。
紅軍入川之初，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簽署了《關于土地問題的布告》，號召廣大農村群眾趕快行動起來，徹底改革封建土地占有制度；提出“土地歸貧苦農民，糧食歸窮人”的口號；《布告》宣稱：“這些就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土地法令摘要，為實現這一法令而斗爭[14]”。隨著通、南、巴三縣的解放，紅四方面軍又將部隊逐步就地展開，劃分地區，分片包干，以期迅速而廣泛地把群眾發動起來。紅軍各級政治部工作人員深入群眾，宣傳《中國共產黨十大政綱》，各階層群眾都從內心深處接受了紅四方面軍的主張，一些中小地主不但沒有逃跑，還參加了歡迎紅解放的行列，從而建立了一支浩浩蕩蕩的土地革命大軍[15]。但是，這一時期的土地分配主要是直接由各個軍師政治部或團政治處派工作人員協同地方上剛建立的蘇維埃的委員進行分配，由于土地革命還沒有充分發動起來，部分農民對地主的經濟關系還沒有完全割斷，加上部分的下級區鄉政府干部講情面包庇地主，從而導致了暗藏土地不分，或給自己和親戚朋友多分田分好田的現象。
川陜省委和省蘇維埃政府正式成立以后，立即在蘇區農村開展土地革命，抽調了數千名有地方工作經驗的紅軍干部和戰士，組成工作隊奔赴農村，宣傳中共和川陜省蘇維埃政府制定的一系列土地政策。除了《關于土地問題的布告》和《川陜省蘇維埃政府關于土地改革布告》外，主要的還有：《中國共產黨十大政綱》《怎樣分配土地》《平分土地須知》《川陜省蘇維埃政府布告——平均土地辦法》《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軍區政治部關于土地改革布告》《農村階級劃分（五言歌）》《土地問題解答》等一系列土地政策和法規。
為了推動土地革命和深入宣傳土地政策，紅四方面軍總部和川陜省委組織了鏨刻隊，在大巴山區鏨刻巨幅標語。1934年春，九子坡蘇區主席馬昭書在居交通要沖的佛爾巖石峭壁上鏨刻巨幅標語——“平分土地”，這幅標語字高6.95米，寬5.35米，筆畫粗0.65米，字道深0.15米，30華里以外仍清晰可見，這幅標語為全國石刻標語之最。同時，蘇區老百姓為了感謝紅軍的救命之恩，鏨刻了“赤化全川”“紅軍萬歲”等大小石刻標語3000多幅，遍及整個蘇區。
第二階段為深入發展階段。時間大概應從1933年2月開始至1934年9月結束，這一時期主要是紅軍擴大和蘇區發展、鞏固時期。
1933年2月中旬，川陜省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后，省蘇維埃政府立即發布了土地法令——《關于土地改革布告》，明確提出：“不但要取消苛捐雜稅，還要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窮苦的工農[16]”。由于蘇區軍民從1933年2月底開始全力反四川軍閥田頌堯的三路圍攻，因而土地的分配絕大部分地區推遲到田軍敗退之后，6月才正式全面實施。
紅軍將田頌堯打垮，消滅了大多數隱蔽在山間的地主、富農，蘇維埃政權的威信大大提高，適時提出了實行查田運動和平均分配土地的口號。革命形勢的發展使得農民感覺到紅軍不會再走了，地主和軍閥的統治將全面崩潰，他們覺得自己的田地是越多越好，于是很多農民對土地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興趣。很多貧苦農民積極揭發地主富農隱瞞土地的情況，發現了在深山中藏匿的土豪劣紳、地主分子，也親自捆綁送到政府懲辦。這是川陜蘇區發展的中期，也是群眾斗爭的最高潮時期，是土地革命深入發展的時期。兩個月后，劉湘六路圍攻開始，蘇區的查田運動被迫停止。
第三階段為土地改革復查階段。時間大概應從1934年9月至1935年4月結束，這一時期主要是紅軍粉碎劉湘六路圍攻，蘇區范圍進一步擴大和鞏固時期。
1934年9月，紅四方面軍粉碎了以劉湘為首的四川軍閥六路圍攻，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在一次重要會議上發表了題為《勝利了，做什么》的演講，他說道：“‘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共產黨的政綱、策略路線和政治領導的正確[17]’，今后必須高舉土地革命大旗，必須遵照中央指示‘重新分配土地，發動農村中真正廣大群眾的階級斗爭，反地主、富農斗爭，恢復、改革、建立和健全蘇維埃，樹立共產黨對川陜蘇維埃堅強領導的威信’[18]”。隨后，重新分配土地的工作即土改復查階段在整個川陜蘇區展開。
三、川陜蘇區土地改革的成效
土地改革后，農村生產關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地主階級被消滅，農民成了土地的主人，享有了足夠的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真正揚眉吐氣了。他們利用分到手的土地、農具、耕牛、種子，飽含激情地開展農業生產，糧食等作物大幅增產，為根據地的生存和鞏固提供了充足的物質條件。蘇區農民在頻繁而惡劣的戰爭環境中，起早貪黑地耕耘播種，整個蘇區隨處可見婦女、老人、兒童赤腳扎褲下田耕耙、插秧、割谷穗、搶種搶收，糧食在兩年內取得了大豐收，且副業興旺。農民還自動擴大耕地面積，開墾荒地，增種早熟作物。赤北縣苦草壩一帶農民反映說：“這兩年因為分得了田地，解放了生產力，農民的積極性提高了，起早摸黑地干活，而且風調雨順，得了兩季大豐收，一畝產量三百多斤，糧食豬肉都吃不完”。
川陜蘇區的土地改革，把黨的政策與現實生活緊密結合在一起，極大的解放了生產力，促進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空前繁榮；既順應了民心，也服從和服務于當時戰時經濟的需要，使蘇區農民的精神面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促進了蘇區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包括工業、農業、商貿），夯實了根據地的物質基礎，鞏固了根據地的革命政權，為接應、支援中央紅軍積蓄了物資。
四、川陜蘇區土地改革的經驗教訓
川陜蘇區時期，在中國共產領導的領導下，土地改革旗幟鮮明地成為千百萬農民獲得解放的標志，打碎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使終年受剝削和壓迫，過著饑寒交迫生活的廣大農民獲得了夢寐以求的土地，廣大農民成為了土地的主人，從事生產和參與革命的積極性空前高漲。土地革命摧毀了蘇區的封建勢力——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統治的基礎，把貧苦農民從殘酷的封建剝削制度下解放出來，對于堅持工農武裝割據，粉碎國民黨的軍事“圍剿”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川陜蘇區土地革命積累了豐富經驗，形成了有特色的土地革命路線和一套具體的政策（當然還不夠完善）。中國共產黨在解放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中，實行的很多方針和政策，一定程度上借鑒了這一時期的經驗。
一是確立主體意識。通過開展土地革命，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從事農業生產是自由和自愿的，農民愿意在土地上付出更多勞動，得到更多收獲，滿足生存和追求幸福的需要。既然土地是蘇維埃政權和紅軍給予的，當面臨戰爭威脅時，農民為了保衛自己的土地，必然站在蘇維埃和紅軍一方，與反動勢力作堅決的斗爭，甚至不惜付出生命。即使沒有文化的農民也知道，蘇維埃政權就是農民的政權，紅軍就是自己的軍隊。
二是實行先予后取。中國歷史悠久，政權變更頻繁，天平盛世屈指可數，農民在天災人禍和戰爭的夾縫中求生存，所以更注重眼前的利益的獲取。擁有土地所有權一直是農民的追求,當某個政權能夠實現他們的夙愿時,他們必然對這個政權抱有極大的熱情。革命戰爭的消耗是巨大的，需要而且必須依靠廣大農民的付出，川陜蘇區的建立緣于戰略轉移，落足之地偏僻貧困，能堅持三年多時間，還取得戰爭的勝利，發展壯大了軍隊，大巴山區農民群眾的貢獻是不言而喻的。
三是不惜削富濟貧。雖然地主階級有剝削致富的，也有“持家致富”的，不應一概鄙視和消滅。但在當時的經濟狀況和戰爭形勢下，由于軍閥強權、欺凌、不公正，造成資產不能正常積累，財富分配不公，社會矛盾尖銳，溫和的革命不適合當時中國和農村的實際。采取相對極端的手段，剝奪相對富裕階層，幫助廣大極端貧困人群，對于緩解社會主要矛盾，提高革命政權的威望和支持度，鞏固根據地，擴大軍隊，取得戰爭勝利是必由之路。
四是頒布法令法規。從現存文獻檔案資料看，川陜蘇區出臺了大量的土地改革法令法規，包括具體的實施意見和政策解釋，以及布告、須知、解讀等文字性規定。雖然不完善，執行期較短，但在數量上比江西中央蘇區和鄂豫皖蘇區多，也更詳細具體。應當說，川陜蘇區對政策、法規、制度上的建設是比較重視的。
但是，川陜蘇區的土地法令及土地改革方面的所有文件，都是根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精神制訂的。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主要是由當時王明控制的中央起草的，打上了“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 [19]等極“左”思想的烙印。于是，在川陜蘇區的土地革命中，亦不折不扣的執行了這些極“左”的土地政策，實行在經濟上消滅富農、肉體上消滅地主。結果造成農村貧、雇農的孤立和不良的政治影響，把本來可以統戰的開明地主和富農推向了革命的反面。
在反劉湘的六路進攻時期，幸存的地主依靠軍閥力量反攻倒算，進行反面宣傳，殘害了一批分了田的貧雇農。這時一部分農民對蘇區的鞏固產生了懷疑（特別是邊緣地區），加上紅軍為了發展軍隊，征糧次數較多，群眾對土地革命的信心有所降低。但是，只要紅軍存在，群眾還是敢要土地的[20]。
五、以農民為本的鄉村社會革命——川陜蘇區土地改革的現實啟示
�。ㄒ唬┐兲K區土地革命說明：一場深刻的政治變革，才能使千百年來受苦受難的貧苦農民第一次當家作主人
川陜蘇區的土地革命撼動了農村社會管理的基本結構。通過土地改革中的劃階級、定成份，使得農民的階級意識沖擊了家族意識，村落權力悄然讓位于以鄉村蘇維埃為代表的政府權力，國家權力開始滲透到農村基層，驅逐了“虛擬”國家職能的鄉族勢力和鄉紳權力。農民擁護新型的政權，擁護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的各項政策，他們把自己的命運同蘇區革命的勝利緊密聯系在一起，積極參加歷次選舉工作，支持監督蘇維埃干部的工作，使得政策的貫徹執行從上到下落實到最基層，這是歷代政權所不能做到的。
土地革命讓農民獲得了從未有過的社會地位。平均地權是中國歷代革命家的理想,也是農民的愿望。農民從土地革命中獲得了很大利益,分得土地和財產使他們成為有產者,擺脫了債務和生存危機，有時間和精力關心甚至參與社會進步和革命事業。翻身農民成為蘇區的主人，政治覺悟普遍提高,他們煥發出了舍生忘死的熱情，誓死保衛土地改革成果，保衛紅色政權。
�。ǘ┙o農民看得見的實際利益——川陜蘇區土地革命說明：農民經濟利益的大調整是根本措施
紅軍進入川陜邊后，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經濟體系，特別是農業生產效益大大提高，農民們高興地說，紅軍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好收成。經濟的發展使這個年輕蘇維埃的人民生產生活秩序穩定，革命形勢發展如火如荼。廣大農民群眾滿懷著解放的喜悅，齊聲歌唱共產黨和紅軍給自己帶來了新生活：“一九三三年，紅軍到川邊。建立新政府，工農掌政權。豪紳齊打倒，農民分了田。團結搞生產，日子比蜜甜[21]” 。
土地改革后，貧、雇農和中農都從中得到了相當的好處。在長赤縣正直區鳳儀鄉二村里，有中、貧、雇農87戶，407人，1933年春耕中分得了土地后，努力生產，多收糧食，年終出現了家家殺年豬，人人添新衣，戶戶修新房，個個上前線（參軍、支前、打土匪）的景象。黑潭鄉五村貧農鄧中義回憶1933年土改前后的情況時說：“1933年前，我租種地主譚淵一的土地2.6畝（13背），每年除交租谷外，全家5人，僅有千多斤糧食，兩、三年難殺一頭年豬，難換上一件新衣服，住茅草房兩間；土改后，我當時分了5畝田（25背），全部栽上了秧子，管理精細，旱地栽種紅苕、玉米，全家收糧食3000多斤，殺年豬兩頭，修了三間房子[22]”。據1958年對通江縣永安鄉的調查：“通江、南江一帶，土地革命前，每畝收糧食約100斤左右。而分土地后的1933年和1934年，每畝就收到200斤至300斤糧食，增產1至2倍。那幾年是大豐收，吃干飯也吃不完，自己也可以殺豬過年[23]”。毛澤東在《我們的經濟政策》一文中也肯定說：“川陜邊區的農業收成良好[24]”。
3、改革與發展需要堅實的群眾基礎——川陜蘇區土地革命為工農革命的勝利奠定堅實群眾基礎的啟示
在土地革命過程中，廣大的勞苦農民由于分得了土地、農具、耕牛、種子等，勞動熱情空前高漲，糧食產量連年提高，農民的生活改善了，革命積極性大大提高。他們還認識到，只有把自身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緊密地結合起來，將自己的前途命運與蘇維埃政權的前途命運緊緊地聯系在一起，跟著共產黨和紅軍，患難與共，竭誠擁護和支持革命戰爭，才能永遠保住已經得到的革命成果。所以，在“保田保家，參軍作戰，努力支援前線！”的口號下，成千上萬的男女青年踴躍參加紅軍和地方武裝，尤其是已分得了土地的農民參加紅軍的更多。據《江口縣四區三鄉觀音庵村蘇維埃人丁戶口冊》[25]統計，1933年8月初，紅軍解放該地的初期，全村321戶中，41人（女性2人）參加紅軍，18人參加赤衛軍。通過查田查階級，重新調整分配土地，該村107戶中，又有33人參加了紅軍，44人參加了地方武裝[26]。該區的每個鄉成立了一個戰斗連，全區赤衛隊約600人。當時的國民黨統治區的報刊也不得不承認：“川陜由于兌現了土地革命的綱領，許許多多農民跟著紅軍跑[27]”。兩年多時間里，紅四方面軍由入川時的1萬多人發展為8萬多人，地方武裝達到4.5萬人。
4、新中國土地改革的最初試驗——川陜蘇區的土地革命為新中國成立后的土地改革提供了借鑒
在土地革命中團結和打擊的對象問題上，《布告》與中央土地法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問題上顯得更具體，如在對待中農的問題上，《布告》更加強調了保護中農的利益，這較之中央土地法在對待中農的問題上，概念更明確，態度更鮮明。貧雇農同下中農結成同盟，后者是一個關鍵性的中間階層，因為他們在革命中既沒有很多受益，也不會有太大損失，所以他們被想象為易于動搖的。爭取到中農將使革命運動贏得大多數人的支持。解放戰爭后期開展的土地改革吸取了川陜根據地的成功經驗，實行了依靠貧農、下中農，團結中農的土地改革政策，就更加符合中國國情，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為建立新中國，迅速恢復發展國民經濟提供了重要保障。
5、川陜蘇區土地革命為我們深化改革與發展提供了一面鏡子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農村實行了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形成了延續至今的農村基本經濟結構。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黨中央、國務院采取了一系列穩農、安農、惠農政策，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增加了對“三農”的補貼，受到廣大農民的好評和擁護。黨的十七大提出堅持“以人為本、統籌城鄉”的科學發展觀。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提出完善土地租賃、轉讓、抵押二級市場；鼓勵承包經營權在公開市場上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流轉，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保障農戶宅基地用益物權，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等政策，賦予了農民更多財產權利。從這一系列政策措施中，我們不難看出，黨中央、國務院是在認真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從戰略眼光作出的重要決策。這些經驗教訓中不乏川陜蘇區土地革命的影子。
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我們要以歷史的、發展的、辯證的眼光去研究我國各個時期的土地改革，更要以比較的眼光看待川陜蘇區土地革命這段歷史。值得肯定的是，川陜蘇區在土地改革中出臺的政策，頒布的法令，采取的措施，大多數是因地制宜，實事求是，符合根據地實情和戰時需要，具有黨史、國史和地方史研究價值。如今的原川陜蘇區，面臨勞務大量輸出，土地大部分撂荒，鄉村空殼化、農業弱質化的問題。如何吸引農民回到農村，建設實質意義的社會主義新農村，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耕地，調動勞動者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應從深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著手，研究土地改革這個核心問題。
注釋：
注1：鎮巴縣黨史資料。
注2：巴中縣檔案資料。
注3：平昌縣檔案資料。
注4：背為土地面積為單位，每5背折合一畝。
注5；南江縣檔案資料。
注6：通江縣檔案資料。
注7：轉引自《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長編》，第95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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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紅四方面軍和鄂豫皖邊區、川陜邊區史料》，第242頁。
[7]《川陜蘇維埃政府關于土地改革布告》，原件存四川省博物館，轉引自《川陜革命根據地資料選編》（內部資料），四川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川陜革命根據地科研組，1978年6月，第241－243頁。以下布告中的內容均引用于此。
[8]《川陜革命根據地斗爭史》，第164頁。
[9]《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長編》，第82頁。
[10]《川陜革命根據地南江斗爭史》，第221頁。
[11]《紅軍第四方面軍和鄂豫皖邊區、川陜邊區史料》，第240－242頁。
[12]《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長編》，第93頁。
[13]《紅軍第四方面軍和鄂豫皖邊區、川陜邊區史料》，第240頁。
[14]《川陜蘇區革命史料·土地革命專輯》（川大、川師大歷史系師生1959年訪問材料），第15、35頁。
[15]《川陜蘇區革命史料·土地革命專輯》（川大、川師大歷史系師生1959年訪問材料），第91頁，轉引自《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長編》，第98頁。
[16]中國現代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翻�。骸短K維埃中國》（第二集），1957年7月版，第217頁。
[17]《川陜革命根據地南江斗爭史》，第213頁。
[18]《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選編》（上），四川大學等編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501頁。
[19]《川陜革命根據地史料選輯》，第345頁。
[20]《川陜革命根據地史料選輯》，第361頁。
[21]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研究會編：《川陜蘇區紅色歌謠選》，中國民間文學出版社1981年6月版
[22]《川陜革命根據地南江斗爭史》，第229頁。
[23]《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長編》，第104頁。
[24]《烽火年代》，徐深吉著，藍天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30頁。
[25]《江口想四區三鄉觀音庵村蘇維埃人丁戶口冊》，原件存平昌縣檔案局，轉引自《中共達縣地區黨史稿（1921－1946）》，第158－159頁。
[26]《川陜革命根據地南江斗爭史》，第229頁。
[27]《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長編》，第102頁。
作者單位:四川省巴中市川陜革命根據地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