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五個一號文件”到習近平同志“三農”思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改革的歷程與發展

　　段雯 黃婷婷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主要在農村發力，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面展開。中國首先啟動了農村改革，以農村的改革和發展推動了城市改革，又以城市的改革和發展反哺農村，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改革是一場深刻的革命，中國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回顧過去40年中國農村改革的歷程，初步探討改革成就與經驗，希望有利于推動新時代農業農村工作。

　　一、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及其影響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黨的歷史上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會議的召開實現了全黨工作中心的轉移，即果斷停止“以資產階級為綱”，把全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它恢復并發展了我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現了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為黨和國家不斷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提供了政治和組織保障。1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主要在農村發力，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面展開。

　　（一）改革在農村的全面鋪開。從1978年12月到1984年10月，中國的改革進入了開啟階段，改革的主戰場在農村。這一階段的農村改革總的方向是一步步消除“左”的束縛，解放農民和農村生產力，從而為中國農村的現代化奠定最初的基礎；改革實質是在保持土地所有關系和集體經營形式不變的前提下，通過對土地所有權、使用權的適當分離，確立了農戶和家庭經營的主體地位，強調了以市場為主體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對計劃與市場的定位有了新突破。

　　以小崗村的“大包干”為序幕，整個農村掀起了一股強大的關于農村體制改革的浪潮，以“雙包”（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為主要形式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農村廣泛實行。小崗村敢為天下先的精神成為改革創新的歷史豐碑，激勵著農村發展新的創造力。1980年5月，鄧小平高度評價了安徽農村實行的包產到戶、包干到戶。根據鄧小平談話精神，同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開了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討論加強農業生產責任制問題；不久，中共中央轉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會議紀要。1981年春夏之交，中央派出17個聯合調查組分赴15個省調查包產到戶；1982年，《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又稱“一號文件”）正式肯定了農村土地的家庭聯產承包經營制度，《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是第一個關于農村發展的一號文件，對迅速推開的農村改革進行了總結，突破了傳統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框框，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或大包干“都是社會主義生產責任制”。此后，1983年1月中共中央印發《關于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即第二個中央一號文件）的通知指出家庭承包經營制度“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1984年《關于一九八四年農村工作的通知》、1985年《關于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1986年《關于一九八六年農村工作的部署》連續三年中央“一號文件”都是關于農村政策的。這五個“一號文件”在中國農村改革史上成為專用名詞——“五個一號文件”。農村大地上桎梏多年的熱情被點燃，皖北、皖東、四川、豫東、魯西北等到處洋溢著生產的氣息，壓抑已久的生產力被釋放、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糧食產量明顯提高、農村多種產業結束長期徘徊局面、鄉鎮企業蓬勃興起、農村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從1979年到1984年的6年間，農業年平均增長速度達到9.4%；1984年全國農村儲蓄從1978年的55.7億元增長到438.1億元，增長近七倍。

　　（二）農村改革的進一步深入與調整整頓。1984年10月到1992年10月，中國農村改革進一步深入，農村改革已有起色。這一階段，我國農業市場化改革的重點轉向流通領域，核心是改革傳統的統購統銷體制，確立了農產品流通的“雙軌制”模式，逐步形成和提高農產品流通市場化程度。同時，農業生產資料流通體制也開始相應的改革，農業增長中開始實質性地引進市場因素，從而邁出了農業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重要一步。

　　1984年10月20日，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通過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是第一次系統地從理論上闡述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在社會主義經濟形式的認識上實現了重大突破。它為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突破打下了基礎。1985年，國務院決定對蔬菜、水產品等農副產品的產銷體制實行全面改革，把經營權和價格放開。同年1月，農業部召開會議，要求上海和廣州分別在會上介紹蔬菜改革和城市農業經濟發展的經驗；5月，全國十大城市菜場會議召開；1986年2月，全國十五城市蔬菜工作座談會召開，與會者認為改革的路子是對的，發展的趨勢是好的。隨著各地蔬菜放開后，菜農的種菜積極性被調動，保證了蔬菜的上市量，菜的產量和質量都大有好轉；部分城市建起二、三線蔬菜生產基地，打破了傳統基地獨家生產的局面；數以千計的蔬菜攤群和集市快速形成，成為蔬菜市場不可缺少的部分，批發交易市場也逐步形成，開拓了新的批發渠道；城市與城市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的封鎖也開始被突破。農產品價格的調整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我國由主要農產品部分依靠進口變成糧食生產自給自足。

　　與此同時，市場的放開搞活促進了鄉鎮企業的大發展，從而帶動了農村經濟的跨越發展。1985年“一號文件”的印發標志著我國農村經濟進入了以改革統購、派購制度，調整產業結構為中心內容的改革歷程。農村產業結構和農林牧副漁得到全面發展；鄉鎮企業得到進一步發展，鄉鎮辦、村辦、聯戶辦、個體辦和其他形式辦等“五個輪子一齊轉”的局面出現；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珠江三角洲三種具有代表性的鄉鎮企業模式出現。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許多舊的深層次矛盾日益凸顯、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情況和新問題逐步顯現，經濟發展進程中出現了激烈波動，成為進一步深化的阻礙。為了掃清改革前進道路上的阻礙，我國進入三年的國民經濟治理整頓工作期。第一階段，1988年9月至1989年8月，主要在于多管齊下壓需求、整秩序，使經濟降溫、遏制通貨膨脹，穩定經濟形勢；第二階段，從1989年9月至1990年8月，主要在于堅持總量控制，適當調整緊縮力度，解決市場疲軟、工業速度下滑過猛問題，在穩定中求經濟適度發展；第三階段，從1990年9月至1991年11月，側重點在于保持經濟的正常增長，提高經濟效益，促進經濟結構優化。三年的國民經濟治理整頓工作基本實現了治理整頓的主要目標，創造了一個相對寬松的經濟環境，基本的經濟秩序正在改革中逐漸形成。

　　（三）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1992年10月12日至2002年10月，這一階段是深化市場變革，加快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階段。新一輪全國經濟高速增長，大量農業生產要素轉移到非農業領域，農業生產受到很大壓力，再度出現糧食等農產品供給緊張、物價猛漲的局面。在深化農村改革方面，黨始終堅持符合農村客觀實際和廣大農民根本利益的政策，特別是穩定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同時，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深化農村改革，為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注入活力。

　　1992年10月12日，黨的十四大召開，會議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3年11月11日至14日，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召開，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稕Q定》指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簡稱“三農”問題），是我國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根本問題。必須穩定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深化農村改革，加快農村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入，進一步增強農業的基礎地位，保證到本世紀末農業再上一個新臺階，廣大農民的生活由溫飽達到小康水平。這個階段的改革重點是農產品（特別是糧食、化肥等重要商品）的價格和流通體制改革，國務院發出《關于調整糧食購銷價格的通知》決定從1994年6月10日起提高糧食購銷價格，并加強糧食市場管理；為保證提高糧食收購價格給農民帶來的實惠不流失，國務院又決定改革化肥等農業生產資料流通體制，穩定化肥價格，減少流通環節，整頓流通秩序。經過這一系列價格“組合拳”，農民踴躍售糧，夏糧收購進度快。1998年10月，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再次提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關系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問題。沒有農村的穩定就沒有全國的穩定，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國人民的小康，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就沒有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貫徹落實黨的十五大提出的戰略部署，實現我國跨世紀發展的宏偉目標，必須保持農業和農村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對歷史、對現實、對未來的清醒把握，也是中國共產黨在世紀之交作出的事關全局的重大決策。這一階段的農村改革是在認真總結農村改革20余年的成功經驗上繼續推進的，針對新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提出了若干重大政策措施；對我國農業和農村跨世紀發展產生了巨大推動作用；對于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和經濟全球化挑戰，助推國民經濟健康穩定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四）統籌推進城鄉發展。2002年10月至2007年10月，這一時期是對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進行全面部署的時期，是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促進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時期。農村改革的重點在于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統籌城鄉發展，進一步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

　　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指出，堅持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不斷完善以家庭聯產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系。2003年10月11日至14日，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再次提出了“深化農村改革，完善農村經濟體制”的工作任務；創新提出了“五個統籌”的原則要求，即“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的新發展觀。2005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目標和要求，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一時期，黨中央取消了在中國存在幾千年的農業稅，密集出臺了一系列強農惠農政策，調動了億萬農民的積極性，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社會生產力，也改善了廣大農民的物質文化生活。

　　農業體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得到確立；糧食等農產品流通全面放開，農產品和生產要素市場體系逐步建立；取消農業稅，對農民實行直接補貼，強農惠農政策體系初步形成；公共財政覆蓋農村范圍逐步擴大，統籌城鄉發展的制度框架正在著手構建。

　　（五）農村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戰略機遇期。2007年11月至2012年10月，面對這農村發生的新變革，農業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面臨的新局面，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新問題，農村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戰略機遇期。農村改革作為關鍵環節，將在全局之中，在新的起點上進一步推動著中國改革。

　　2008年10月9日至12日，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會議提出，要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勝利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就要更加自覺地把繼續解放思想落實到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上來，毫不動搖地推進農村改革發展。會議還提出了到2020年農村改革發展的基本目標任務。2010年10月，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在工業化、城鎮化深入發展中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是“十二五”時期的一項重大任務，必須堅持把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這一時期的農村改革進入了新階段，農村改革不再就農村講農村，就農民講農民，而是置于全局中，用全局的眼光統籌發展，以農村改革為重點著力擴大國內需求和消費需求，以實現宏觀經濟穩定發展；以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為總體方向，農村改革的目標、路徑更加清晰；黨和政府對農村改革的認識更深，社會和民眾對農村的支持力度更甚從前。

　　二、改革開放以來農村改革取得的成果與經驗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不懈改革開放政策，不斷加深了對農村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找到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1978年全國糧食產量30477萬噸，2018年全國糧食總產量65789萬噸；1978年糧食種植面積12058萬公頃，2018年糧食種植面積11704萬公頃；1978年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133.6元，2018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7元。

　　（一）進一步明確了農業、農村、農民問題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我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我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始終高度重視、認真對待、著力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我黨全面把握國內外發展大局，尊重農民首創精神，率先在農村發起改革，并推向全面。農村改革發展的偉大實踐，為建立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行了創造性探索，為實現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跨越、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作出了巨大貢獻，為戰勝各種困難和奉獻、保持社會大局穩定奠定了堅實基礎，為成功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積累了寶貴經驗。

　　（二）保障農民的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是深化農村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改革的推進是為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核心是保障農民的物質利益，尊重農民的民主權利。例如：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就遵循“切實保障農民權益，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廣大農民根本利益作為農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一原則，有針對性地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國家大力傾斜投入解決農民教育、醫療、衛生與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養老保險問題，也都是為了使農民增收的錢能夠用于發展生產和改善生活。

　　（三）堅持市場化改革取向，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一直是貫穿中國農村改革的一條主線。在這個過程中，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改革、農產品市場流通體制改革、農村金融等體制改革等，都是緊緊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來進行設計和實施的。2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是中國農村改革的總體方向。隨著社會發展，城市農村差距不斷擴大，已成為矛盾突出問題，如果不通過改革改變二元結構，不推進城鄉一體化，依靠農村解決農村問題很困難。

　　（四）根據不同階段農業、農村和農民發展要求，循序漸進地推進農村改革。農業、農村發展的階段性變化表明，在不同發展階段農業和農村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有其時代性；在不同階段農民的需求和訴求也不一樣，因此，中國農村改革在不同階段面對不同的發展要求，提出了不同的重點和目標。這就是中國漸進式改革方式的突出特征，從建立市場經濟到新農村建設到鄉村振興，中國農村的改革在各個階段上依次遞進、一脈相承。

　　三、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部署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農業、農村、農民工作，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提出“三農”領域一系列重大理論、重大思想、重大觀點，既是指導過去一段時期及當前我國農業農村改革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的科學理論，更是做好新時代農業農村工作的根本遵循。

　　（一）“三農”發展階段的新判斷與新目標。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是影響中國未來發展的關鍵性問題。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變遷，“三農”領域出現許多新情況新矛盾，集中表現在農業“四化同步”發展存在短板，農業基礎比較薄弱；部分低端農產品供過于求，優質安全農產品供給不足，農業缺乏國際競爭力；農村生產生活環境約束日益加劇，耕地數量減少、質量下降，地下水超采，環境污染較為嚴重；農民年齡、知識結構不科學；農民收入水平和農村公共服務總體仍然與城市存在較大差距，農民收入面臨增速放緩的壓力；農村社會建設和鄉村治理方面比較落后等。面對新老問題錯綜交織的復雜局面，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3。要解決好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要求我們更加重視“三農”工作。立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習近平同志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特別是在貧困地區。沒有農村的小康，特別是沒有貧困地區的小康，就沒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4。農業強不強、農村美不美、農民富不富，決定著億萬農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決定著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成色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質量。立足于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習近平同志指出，農業基礎穩固，農村和諧穩定，農民安居樂業，整個大局就有保障，各項工作都會比較主動5。從未來發展來看，全面小康之后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將為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新增長點和廣闊增長空間。如期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在農村，最大的潛力和后勁也在農村。

　　習近平同志強調，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始終是貫穿我國現代化建設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的基本問題6。農業基礎穩固，農村和諧穩定，農民安居樂業，整個大局就有保障，各項工作都會比較主動。農業強不強、農村美不美、農民富不富，決定著億萬農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新時代做好“三農”工作的總抓手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農業農村現代化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總目標；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是總方針；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是制度保障7。2017年12月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同志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一是堅持加強和改善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為“三農”發展提供堅強政治保障；二是堅持重中之重的戰略地位，切實把農業農村優先發展落到實處；三是堅持把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主線，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四是堅持立足國內保障自給的方針，牢牢把握國家糧食安全主動權；五是堅持不斷深化農村改革，激發農村發展新活力；六是堅持綠色生態導向，推動農業農村可持續發展；七是堅持保障和改善民生，讓廣大農民有更多的獲得感；八是堅持遵循鄉村發展規律，扎實推進美麗宜居鄉村建設。

　　（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路徑。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國農業農村發展已進入新的歷史階段，農業的主要矛盾由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8。主要表現為階段性的供過于求和供給不足并存。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改革和完善我國農業政策的主要方向。在明確發展目標基礎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準確把握“三農”改革發展大局，以實踐為導向，作出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精準發力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科學決策。2016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召開前，習近平同志指出，要堅持新發展理念，把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農業農村工作的主線，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總體要求，是在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基礎上，以增加農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給為主要目標，實現由過渡依賴資源消耗、滿足數量需求，向追求綠色生態可持續、更加滿足質的需求的方向轉變。

　　（三）堅持創新、綠色發展，培育新動能。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農業要強，首先要解決好吃飯問題。2013年12月，習近平同志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強調，要堅持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國家糧食安全戰略。糧食作為一種戰略物資，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手中有糧，心中不慌。一國強大程度和對農業掌握程度緊密相連。要進一步明確糧食安全的工作重點，合理配置資源，集中力量確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

　　其次，要強化農業綠色可持續發展。習近平同志強調，沒有農業農村現代化，就沒有整個國家現代化。調好調順調優農業結構，把農業政策目標由滿足數量增長為主轉到數量質量生態并重上，優化產品、經營和區域結構；推行綠色生產方式，以提高農業供給質量為主攻方向，更加強調土地、資源的持續產出能力；依靠科技創新增強發展動能。立足產業發展，推進農業科技自主創新。以重大品種、現代裝備為核心，以節本增效、生態環保、質量安全為重點，加快發展生態、綠色、高效、安全的現代農業技術，建立現代種養、農產品加工和農業面源污染防控等技術體系。2015年我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超過56%，這標志著中國農業發展從過去主要依靠增加資源要素投入轉入主要依靠科技進步的新時期。今后農業科技創新方向和重點，將由注重增加農產品產量轉向更加關注質量、提供有效供給上。

　　第三，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打造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2015年習近平同志在華東七省市黨委主要負責同志座談會上強調，協調發展、綠色發展既是理念又是舉措，務必政策到位、落實到位。要采取有力措施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城鄉協調發展，加快欠發達地區發展，積極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和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要科學布局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生態空間，扎實推進生態環境保護，讓良好生態環境成為人民生活質量的增長點，成為展現中國良好形象的發力點。

　　（四）建立健全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首先，要加強黨對“三農”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習近平同志強調，辦好農村的事情，實現鄉村振興，關鍵在黨；黨管農村工作是我們的傳統，這個傳統不能丟。加強和改善黨對“三農”工作的領導，切實提高黨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確保黨始終總攬全局、協調各方，提高新時代黨領導農村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要健全黨委統一領導、政府負責、黨委農村工作部門統籌協調的農村工作領導體制，堅持鄉村振興重大事項、重要問題、重要工作由黨組織討論決定的機制，落實黨政一把手是第一責任人、五級書記抓鄉村振興的工作要求。注重把堅持黨的領導與尊重農民主體地位統一起來，讓農民真正成為鄉村振興的參與者、建設者和最主要的依靠力量。

　　其次，推動農村各項事業全面發展。習近平同志強調，要推動農業農村經濟適應市場需求變化、加快優化升級、促進產業融合，加快推進農村生態文明建設、建設農村美麗家園，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保護和傳承農村優秀傳統文化、加強農村公共文化建設、提高鄉村社會文明程度，推進鄉村治理能力和水平現代化、讓農村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不斷滿足廣大農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9。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改善供水、供電、信息等基本設施，新建改建農村公路20萬千米。穩步開展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推進“廁所革命”；在文化方面，促進農村移風易俗；在鄉村治理方面，強調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通過不斷提高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的標準和水平，逐步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進城鄉基礎設施共建共享、互聯互通，實現覆蓋全民、普惠共享、城鄉一體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國農耕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要在實行自治和法治的同時，注重發揮好德治的作用，推動禮儀之邦、優秀傳統文化和法治社會建設相輔相成。加強和創新農村社會管理，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優先方向，樹立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理念。進一步提高自治組織能力建設，構建鄉村基層政府、社會組織、自治組織、村民等廣泛遵行的規范體系。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是歷史的轉折，中國首先啟動了農村改革，以農村的改革和發展推動了城市改革，又以城市的改革和發展反哺農村，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經過多年農村改革的探索，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農業、農村、農民工作，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提出“三農”領域一系列重大理論、重大思想、重大觀點，我們要堅定地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新時代農業農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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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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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只要有信心黃土變成金》，《人民日報（海外版）》2012年12月31日。

　　5習近平：《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13年12月23日），《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658頁。

　　6在山東考察結束時的講話，習近平，2013年11月28日。

　　7《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中央政策研究室農村研究局，2019年第3期。

　　8《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人民日報（海外版）》2017年3月9日。

　　9在中共中央政治局2018年第八次集體學習上的講話，2018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