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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川陜與陜甘邊革命根據地政權建設的共同特性
宋鍵
川陜與陜甘邊革命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武裝割據”和蘇維埃運動在中國西南和西北的典型實踐，在中國革命事業中有著各自獨特的地位。二者在進行蘇維埃政權建設實踐過程中，由于所處時代背景相同，社會環境相似，因此呈現出一些共同特性。深化兩個根據地政權建設共同特性的研究，對總結中國共產黨局部執政條件下的執政經驗、深化中國蘇維埃運動規律的認識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兩個根據地的蘇維埃政權對武裝斗爭都具有高度的依賴性
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慘遭失敗的根本原因就是沒有一支自己掌握的強有力的革命武裝力量。川陜和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政權建設都是在軍事斗爭取得重大勝利的基礎上進行的，體現出對黨領導的武裝斗爭的高度依賴性。
川陜根據地蘇維埃政權維持的28個月里，有近20個月都是在戰爭狀態下存在的。川陜蘇區軍民先后進行了反三路圍攻、三次進攻戰役、反六路圍攻、廣（元）昭（化）戰役、陜南戰役和強渡嘉陵江戰役等。因此整個根據地的中心工作始終是圍繞鞏固和擴大根據地展開的一系列武裝斗爭，這就使得蘇區政權建設具有十分明顯的戰時特性，不少縣級蘇維埃政權不得不隨著戰事情形和根據地陣線收縮而時存時續。1933年8月8日，在通江新場壩召開的100多名干部參加的地方武裝代表會議上，中共川陜省委宣布成立中國工農紅軍川陜省軍區指揮部，由張廣才任指揮長，同時還組織與會代表對西北軍區政治部制定的《川陜省軍區指揮部組織條例（草案）》和《西北軍區赤衛軍條例（草案）》進行了討論和學習。為適應戰爭環境，大會決定在各縣蘇維埃設立縣軍區指揮部，以領導和指揮該轄區內的赤衛軍、游擊隊、獨立營、戰斗連等群眾性武裝組織。各級蘇維埃政權最大的任務就是千方百計應對維持接連不斷的反“圍剿”戰爭而產生的擴紅、征糧、生產等問題，即一切都是為了滿足革命戰爭的需要。由此可見，川陜蘇區的政權建設是一刻也離不開武裝斗爭的開展和革命戰爭的勝利。
陜甘邊根據地的發展壯大，先后經歷了國民黨反動派不斷發動的三次軍事“圍剿”，建立的紅色政權也幾經反復。1934年2月，國民黨調集1萬多人的兵力對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一次軍事“圍剿”。為了粉碎敵人的“圍剿”，劉志丹率領陜甘邊紅26軍主力，主動撤離寺村塬，轉入外線，縱橫馳騁于陜甘邊的廣大地區，殘酷的戰爭使根據地三易活動中心，從甘肅正寧寺村塬到陜西耀縣照金，再到甘肅慶陽南梁，由于軍事力量的薄弱，雖采用游擊戰術最終粉碎了國民黨軍閥組織的第一次軍事“圍剿”，使陜甘邊和陜北兩塊根據地進入大發展時期，呈現連片統一之勢，但在正寧建立的寺村塬革命委員會和耀縣建立的陜甘邊革命委員會兩個臨時政權不得不先后停滯，根據地喪失，只得易地再建。1935年初，國民黨蔣介石對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星火燎原之勢深感不安，再次調集4萬大軍對陜甘邊和陜北根據地發動了第二次大規模軍事“圍師大部，使蔣介石企圖在長征紅軍到達陜甘蘇區之前剿滅西北紅軍的美夢化為泡影。正是得益于一系列反“圍剿”戰爭的勝利，從而為“碩果僅存”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紅色政權提供了最根本的軍事保障。
正如毛澤東同志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文中指出：“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是紅色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若只有地方性質的赤衛隊而沒有正式的紅軍，則只能對付挨戶團，而不能對付正式的白色軍隊�！雹俅兒完兏蔬吀鶕氐恼恕�，妄圖迅速撲滅西北地區燃起的革命烈火。此時陜甘邊根據地經過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領導人采用紅色（發動組織工農武裝，建立黨獨立領導和指揮的人民軍隊）、白色（派共產黨員到白軍中開展兵運工作）、灰色（爭取、教育和改造綠林土匪武裝，為創建人民軍隊儲備武裝力量）三種斗爭方式來發展壯大革命武裝后紅軍力量逐步壯大起來，通過采用紅26軍騎兵團、第一團及數10支地方武裝，堅持在陜甘邊革命根據地開展斗爭，牽制南線和西線敵軍的行動；而紅26軍第3團、西北抗日義勇軍北上陜北，與陜北紅27軍組成西北紅軍主力兵團，集中兵力，橫掃西北戰場敵軍，殲敵正規軍5000余人，相繼攻占延長、延川、安塞、安定、靖邊、保安等6座縣城，一舉取得了第二次反“圍剿”的重大勝利，使陜甘邊和陜北完全連成一片，形成了統一的西北革命根據地，強有力的革命武裝捍衛確保了南梁的陜甘邊蘇維埃政權巍然屹立。1935年8月，蔣介石害怕會師后的一、四方面軍向陜北集中，迫不及待地調集10萬大軍對陜甘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三次軍事“圍剿”。西北軍委前敵指揮部采取集中兵力，利用敵軍矛盾，避強擊弱，各個擊破的戰略方針，首戰定仙墕，殲敵2000余人，打垮了東線敵軍的攻勢；再戰勞山，殲敵3700余人。10月，又在榆林橋殲滅國民黨一〇七權建設，對黨領導的武裝斗爭的高度依賴性，是毛澤東同志這一著名論斷的實踐運用，同時也為這一論斷增添了兩個生動例證。
二、兩個根據地的政權對民主政治建設都進行了寶貴的探索
川陜和陜甘邊根據地政權都是屬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蘇維埃政權，意思是采用一種“會議”或“代表會議”形式組織的政權，核心內涵是廣泛的以工農為基礎的民主政治政權組織形式，因此對中國共產黨局部執政情況下的民主政治建設進行了寶貴的探索。
川陜革命根據地政權建設是通過民主選舉建政和施政的。川陜省蘇維�？偣舱匍_了三次工農兵代表大會。1933年2月17日，川陜省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通江召開，到會代表150余人，大會討論通過了《川陜省蘇維埃組織法》。1933年8月，川陜省第二次工農兵大會在巴中召開，到會代表1160人，選舉了由23人組成的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熊國炳任主席。會議決定各縣代表會后立即召開縣、區蘇維埃代表大會和各鄉、村工農群眾大會，建立和健全各級工農民主政府。根據《川陜省蘇維埃組織法》規定，村蘇維埃由全村群眾大會直接選舉，鄉蘇維埃由全鄉群眾大會或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同時強調川陜省各級蘇維埃政權屬于全川陜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一切勞苦群眾，而軍閥官僚、地主豪紳、資本家、富農、僧侶及一切剝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沒有選舉代表參加政權和政治上的自由權利。1934年12月11日，川陜省第三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巴中召開，到會代表1440人，選舉產生了27人組成的省蘇維埃政府，熊國炳任主席，余洪遠、祝義亭任副主席。
川陜革命根據地政權建設對民主的探索更多是體現在對各級政權的民主監督上。中共川陜省委極其重視對各級蘇維埃政權的民主監督。對政府和權力實行有效的民主監督，是確保政權始終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根本保障，也是政府加強同人民群眾的聯系，讓人民群眾實現當家做主的最根本體現。面對繁重的工作任務，川陜根據地主要通過以下三條途徑來實現對蘇維埃政權實行民主監督。一是建立黨對各級蘇維埃的巡視制度，加強黨對蘇維埃的監督。通過此舉，把下級蘇維埃政權的各項工作置于上級黨委和蘇維埃政府的有力監督之下，實行上級對下級的行政監督與管理。1933年8月，川陜蘇維埃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成立了省工農監察委員會，并決定建立省對各級蘇維埃的巡視制度。通過建立巡視制度，既密切了蘇維埃上下級之間的工作聯系，便于上級對下級的指導，也基本抑制了蘇維埃機關內的官僚主義作風，提高了政府辦事效率，同時也保證了黨對蘇維埃運動的絕對領導。二是通過“十家代表”制，發動廣大人民群眾監督和批評蘇維埃的工作。在川陜根據地政權建設工作過程中，蘇維埃政府十分重視“十家代表”的設立并認真發揮其實行民主、聯系群眾方面的作用。根據《川陜省蘇維埃組織法》的規定，“十家代表”不僅要執行村蘇維埃所安排的各項工作，同時還具有將村蘇維埃完成工作任務、工作人員履職盡責的各種情況向上級報告的權利�！笆掖怼敝频耐菩�，不僅廣泛調動了人民群眾參與基層蘇維埃政權建設的積極性，使蘇維埃政府與廣大人民群眾有了更密切的聯系，而且在政權建設過程中，切實發揚了民主，實現了人民群眾對蘇維埃政權的有效監督。三是加強工會、貧農團等群眾組織對蘇維埃的民主監督。1934年10月，周純全在《中共川陜省委第四次黨員代表大會總結》中指出：“工會貧農團是川陜蘇維埃的支柱，有監督蘇維埃和改造蘇維埃的權利�！雹谶@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蘇維埃政府在施政中，特別是土地分配過程中濫用權力、違法違紀和貪污腐化的現象發生。
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各個時期的紅色政權也都是在民主選舉的基礎上產生的。在正寧寺村塬時期，陜甘邊區第一個紅色政權就是選舉誕生的。1932年4月初，陜甘游擊隊在寺村塬新莊子召開群眾大會，由每個村推選出代表1人，共70余人，其中貧農40余名，雇農10余名，中農20余名，舉行了工農兵代表會議，選出15名委員組成陜甘邊革命委員會，陜甘游擊隊政委李杰夫任主席，張靜元等任副主席。代表的產生是按照地區人數比例選舉產生，兼顧工人、農民、軍人、婦女等各種出身成分，具體是雇農5人選一名代表，貧農10人選一名代表，中農20人選一名代表，地主、富農則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種按不同人口比例選舉產生代表的做法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的人民代表的選舉所借鑒。在耀縣照金時期，照金革命委員會也是民主選舉產生。1933年4月5日，在陜甘邊特委的領導下，陜甘邊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照金召開，經過民主選舉產生了照金革命委員會，貧農代表周冬至當選為主席，習仲勛為副主席，下設經濟委員、糧食委員、文化教育委員、土地委員、肅反委員及赤衛軍總指揮部等人員和機構。在慶陽南梁時期，陜甘邊第一個正式的蘇維埃政權——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同樣如此。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陜甘邊區特委在南梁荔園堡主持召開了陜甘邊區工農兵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100多名代表是從陜甘邊區貧苦農民、工人、游擊隊、赤衛隊和紅26軍中選舉產生的。與會代表經過充分的醞釀討論，推舉出自己滿意的候選人，最后采用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舉產生了習仲勛為主席，賈生秀、牛永清為副主席的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和劉志丹任軍委主席的革命軍事委員會。
通過民主選舉建立紅色政權僅僅是陜甘邊區政權建設對民主探索的第一步。蘇維埃政權給予一切過去被剝削、被壓迫勞苦大眾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采用全民普選代表的方式喚醒了陜甘邊區民眾的民主意識，大大激起了他們的參與政權建設的意愿。所建立的蘇維埃政府通過實施工農兵代表會議的制度，廣泛吸收廣大工農群眾參加政權并參與社會事務的管理，既保證了政府能集思廣益制定各項政策法令，使之符合邊區實際情況，也讓積極參與其中的根據地人民衷心擁護黨領導政府制定的各項政策。陜甘邊根據地政權建設對民主政治道路的探索，為后來陜甘寧邊區推行“三三制”民主政權制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由此可見，川陜和陜甘邊兩個根據地的蘇維埃政權都是單一制結構，各級工農兵代表大會及其執行委員會均由下至上逐級通過廣大的工農兵大眾民主選舉產生，將立法、行政、監督各項權力高度統一，議行合一的蘇維埃代表制構成了根據地民主政治建設的主要內容，對后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進行了寶貴的探索。
三、兩個根據地政權都十分注重法規制度建設
在川陜和陜甘邊蘇維埃政權建設過程中，兩個根據地都非常注重法規制度建設，從而使政權建設從一開始就走上制度化、法制化的軌道。
川陜革命根據地政權的法規制度建設卓有成效。在川陜根據地建設過程中，川陜省蘇維埃政府相繼頒布了一系列旨在加強蘇維埃政權的各項法規、制度、條例。1933年2月，川陜省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制定和頒布了《川陜省蘇維埃組織法》和《蘇維埃組織法及各種委員會的工作概要說明》，對川陜根據地政權的性質、任務、政權結構和政權體制、組織原則和組織方式以及政府各部門的職權、職責等都作了詳細、具體而十分明確的規定，奠定了川陜根據地政權建設的法理基礎。之后，川陜省蘇維埃又遵照中央蘇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的總體原則，相繼制定頒布《糧食條例》《禁戒鴉片條例》《交通條例》《蘇維埃工作方式條例》《肅反條例》《保衛局條例》《革命法庭條例》《自首條例》《沒收條例》《戒嚴條例》《經濟公社、合作社條例》《銀行條例》《商業條例》《醫務條例》、發行工作條例》等行政法規、民法和刑法，對各項工作的開展進行進一步規范。川陜根據地還特別強調廉政建設，在當時社會環境下，主要通過以下三方面的措施取得了顯著成效：一是運用多種形式加強各級政府干部的黨性、革命性、人民性等政治思想教育，極力提倡廉潔奉公精神和艱苦樸素的作風，從而使川陜根據地絕大多數干部都保持了人民公仆的本色，形成了不講條件、不講待遇、不講享受、不貪污腐化、不多占多吞、不行賄受賄、不徇私舞弊的蘇區干部好作風。二是從制度上對各級干部的工作、生活待遇、是否脫產等作了明確的規定，使各級干部的工作內容、工作方式和個人待遇均有章可循。三是對違反廉政制度的干部實行嚴處。凡“私拿蘇維埃的東西回家”、“浪費蘇維埃的經濟和銀錢過手不清的”、“只顧多拿錢不認真辦工作”之類的干部堅決“取消他們的工作”，用鐵的紀律對各級干部進行教育與約束。③
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在照金革命委員會時期就頒布了各種法令，包括土地法、勞動法、婚姻法等，還到處貼出各項布告：戒煙、禁賭、除奸、剪發、放足、破除迷信等。群眾讀到這些法令和布告時，切實體會到革命政權確實是為人民著想，為人民辦事的，從而衷心擁護和堅定支持黨和蘇維埃政府的各項政策、主張。到南梁蘇維埃政權時期，陜甘邊代表大會除了選舉出政府領導機構和軍事指揮機構外，還討論通過了《土地決議案》《政治決議案》《財政決議案》《軍事決議案》等一系列重要法規法令。其中《土地決議案》就是根據1930年中央蘇區頒布的《中華蘇維埃土地法》制定的，在各級蘇維埃政權和土地委員會的領導下，廣大勞苦大眾按法令分到了土地、牛羊、糧食和其他生產資料，從而使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得以迅速有序開展起來。針對陜甘邊區地處偏僻山區，存在諸多沿襲封建社會的陋習惡俗如買賣婚姻、纏足、賭博、迷信、吸食鴉片等，陜甘邊蘇維埃政權專門成立了各種委員會，制定頒布了禁煙條例、禁毒條例、放腳條例以及反對買賣婚姻、反對封建迷信等法規，同時要求人們嚴格遵守法令法規，開創了根據地朝氣蓬勃的嶄新局面，揭開了西北邊區移風易俗和社會建設的序幕。
四、兩個根據地的政權建設具有同樣的歷史局限性
川陜和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蘇維埃政權雖然建立和存續時間不盡相同，各自政權建設的制度、措施均各有側重和特色，但畢竟都是在戰爭環境下對蘇維埃政權建設的勇敢嘗試，受當時中共中央“左”傾思想的嚴重干擾，兩者在政府機構設置、干部素質等方面也存在同樣的歷史局限性。
首先是政權結構和機構設置上的諸多局限。兩個根據地的蘇維埃政權機構設置都存在機構龐大、交叉重疊、職能混亂的問題。如川陜根據地各級蘇維埃政府組織機構龐大，省蘇維埃政府2000余人（含各委員會、保衛局等），各委員會主席、各部處主要負責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本部有多少干部和多少工作人員。各縣蘇維埃政府，也不下300人（保衛局部隊和犯人未計在內）。區政府有數十人，鄉有十余人，村也有七八人，這樣龐大的機構，人員之多，經費開支又無預、決算，只能靠各級機關用打土豪的方式解決，土豪打完了，則只有取之于民。同時，各級蘇維埃政府組織機構重疊。如保衛局、裁判委員會和革命法庭的設置，保衛局、革命法庭都是審犯人、關犯人，結果裁判委員會無工作做了；有交通委員會卻又設立了一個運輸司令部，由政府領導，與交通委員會對立起來；財政委員會和紅軍供給部混在一起，一切經費均供軍隊（當時條件所限），但卻又忽略了蘇區的財政建設和鞏固；陜甘邊蘇維埃政府雖然成立了土地、勞動、財政、糧食、肅反、工農監察、文化、婦女等委員會，但職能定位較為模糊，人員大都是紅軍指戰員和當地民眾的積極分子，一旦戰事發生，這些干部全部調去直接參戰或做備戰工作，蘇維埃政府往往處于停頓狀態，日常工作根本無法正常推進。戰事結束后，戰斗減員造成的各級政權中干部變動性較大，也非常影響工作的穩定性和延續性。
其次是干部素質上，普遍存在著政府工作人員的文化程度偏低，難以勝任自己工作的現象。兩個根據地各級蘇維埃的政權機關，大都是紅軍作戰取得勝利后所建立，政府工作人員絕大部分都是參加革命不久的農民，不少還一字不識。在“蘇維埃是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蘇維埃政權一定要把握在工農手中”的口號倡導下，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了不少貧農、雇農、工人出身的同志來領導機關工作，這些同志沒有受過教育，工作能力不強。例如川陜省蘇維埃主席熊國炳，1933年1月才入黨，2月即被選舉為省蘇維埃主席，不識字；副主席祝義亭，曾是一名郵差，一字不識，最初在縣委當司務長，后被選舉為省蘇維埃副主席，兼任交通委員會主席、赤色郵局局長；陜甘邊蘇維埃政權里除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蔡子偉等少數干部文化程度較高外，其他內務委員會、土地委員會、糧食委員會、工農監察委員會的眾多干部，大抵是識字不多的農民。這些人的本質都很好，但確實因能力不夠而完全不能勝任自己的工作。加上兩個根據地都受中共六大的“唯成分論”干部政策的影響，使根據地基本上形成了從省府到各級基層政府都是工農群眾出身的干部體制。這些沒有受過系統教育的貧苦農民，“住在交通閉塞的山旮旯里，連三民主義、國民革命也聞所未聞，更不要說什么共產主義和蘇維埃運動了”④。不可否認，這些工農干部身上有著許多非常突出的優點，如勤儉、質樸、節約、忠誠等，但他們文化層次極低，大多數屬于文盲，加上大部分未經歷過大革命風暴的鍛煉和洗禮，其本身的素質和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尤其是讓他們未經任何政治訓練，立即擔任各級政府的要職，這就給根據地的政權建設和政府各項工作的開展帶來了許多嚴重的問題和困難。例如川陜省蘇維埃文化委員會的主席向思爵，當時年僅十六七歲，僅因讀過兩年書，曾在縣里做過兒童團的工作，就調來擔任省蘇文委主席，結果一遇到工作不會開展，就放聲大哭，弄得其他人也手足無措。雖然后來兩個根據地都致力于加強干部教育，但起點太低，很大程度上還保留在識字脫盲階段，使得兩個根據地的各級政府自始至終都存在著工作效率低、工作秩序紊亂、工作理不清頭緒等弊端，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局限了根據地政權的鞏固和發展。
綜上所述，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蘇維埃運動在西南和西北的典型實踐，川陜和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在政權建設上存在著很多共同的特性，如紅色政權對黨領導軍事斗爭的高度依賴性，都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對局部執政條件下的民主政治建設進行了寶貴的探索，都十分注重制度法規建設，同時也因所處的歷史時代相同、所處社會環境相似而存在著相同的歷史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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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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