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領導下的瀘順起義及其影響

馬睿  段雯

　　一、在革命斗爭實踐中初步認識中國革命

　�。ㄒ唬┲泄踩�大前后國共合作策略的提出及四川黨組織的建立與發展

　　1.國共合作策略的醞釀及提出。建立國共合作統一戰線，是由中國社會的特點特別是中國社會的階級狀況所決定的，是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反帝、反封建斗爭實踐的客觀需要。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大會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建立各民主階級的革命統一戰線。同時又提出，在國民黨革命運動中必須保持黨的獨立性。大會通過了《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指出，“我們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并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真有階級覺悟的革命分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群眾共產黨之基礎�！泵鞔_了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目的：第一，改組國民黨為左翼的政黨；第二，在中國共產黨不能公開活動的地方，擴大國民黨；第三，把優秀的國民黨員吸收到中國共產黨里來。中共三大是在肯定中國工人運動蓬勃興起的前提下，為進一步密切黨員、黨的干部與工人群眾的聯系，擴大與廣大農民的鞏固聯盟，鞏固黨的階級基礎，擴大黨在全國的政治影響，探索與“革新黨派”的中國國民黨合作契機的重要事件節點上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修正章程》，還根據新黨章選舉產生了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中共三大以后，中國共產黨便積極推進中國國民黨的改組工作。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張，制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把舊三民主義解釋為新三民主義。大會選舉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以李大釗、毛澤東、瞿秋白等為代表的共產黨員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或中央候補委員。會議決定接受中共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

　　2.國共合作基礎的鞏固。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后，中國共產黨幫助國民黨健全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成立了工人部、農民部，并在這些部門中擔負領導工作。各省的國民黨黨部也大多以共產黨員為骨干進行了改組。經過改組，國民黨開始成為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及聯盟的政黨，標志著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革命統一戰線的形成。

　�。�1）革命新局面的形成。國共合作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更加廣闊的活動空間，開始走出秘密黨的小圈子，在廣東、湖南、湖北、上海、南京等地公開或半公開地發展黨的組織，從事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廣泛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觀念，為中國共產黨團結最大多數群眾實現自己的民主革命綱領準備了有利的條件。經過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的共同努力，國民革命的影響從南方一隅迅速擴大到中華大地的西部、中部和北部，擴大到工人、農民、士兵、學生和中小商人中。

　�。�2）社會主義青年團四川組織的建立。隨著馬克思主義在四川的逐步傳播，革命團體相繼建立，群眾運動蓬勃發展，尤其是青年團組織團員學習馬克思主義，開展工人運動、學運斗爭，為中國共產黨造就了一批后備力量，為四川建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作了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1922年5月5日至10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舉行，宣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正式成立。在團中央的指導下，四川的建團工作迅速展開。王右木根據團的綱領和章程精神，指導組建成立了四川社會主義青年團。團組織建立后，領導了全川的教育經費獨立運動。

　�。�3）中共重慶地委的建立。1922年10月10日，社會主義青年團重慶地方組織成立。青年團組織學生、工人上街游行，散發《宣言》《章程》《綱領》等傳單，在報刊上公開發表宣言，闡述團的宗旨。隨著社會形勢的變化，青年團在活動開展、組織建設、團員發展等方面也逐漸暴露了一些短板，針對這些情況，1924年9月1日，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委任肖楚女為駐川特派員，全權負責清理、整頓四川團組織。18日，肖楚女復函團中央，對整頓重慶地方團提出了建議。社會主義青年團重慶地方委員會改組。1925年1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更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統一領導各個團體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社會問題，開展革命活動。在整頓團的基礎上，在團員中發展黨員，建立黨的組織。同年6月，中共中央派遣共產黨員吳季蟠、黃知風等到南充開展工作，發展了任白戈等進步青年入團，并逐步建立了團支部。10月，正式成立了中共川北支部。1925年10月，根據中共中央在四川建立統一黨組織的指示，吳玉章、楊闇公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重慶地委的基礎上將部分旅歐、留蘇，以及在北京、上海、重慶等地讀書、工作的共產黨員聯絡起來，在重慶中法學校秘密召開了全省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四川地方組織的領導機構，稱為“中國共產黨重慶地方執行委員會”。1926年2月，中共中央指示：為適應國共合作和國民革命發展的形勢，由楊闇公負責在“中共重慶執行委員會”的基礎上改組和成立“中共四川地方執行委員會”，要求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重慶地委秘密配合。同年3月初，中共重慶地委擴大工作會議召開。會議傳達了中共中央改組指示，改組工作正式展開�！爸泄菜拇ǖ胤綀绦形瘑T會”的建立，標志著四川建黨工作的完成，從此，四川的革命運動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在中共四川地方執行委員會的統一領導下，各級黨、團組織率領當地人民掀起了反帝反封建軍閥民主革命運動的新高潮和四川的民主革命運動的新局面。

　�。ǘ�）中共四大的召開對中國革命和黨的建設提出新的見解

　　在黨內合作的形式下，年輕的共產黨人要處理好與同盟者的關系，保持無產階級領導權，是相當困難的。隨著國共合作的深化和國民革命形勢的發展，特別是在領導權問題上，工農運動發展以后產生的“如何對待農民”“建立人民軍隊”“獨立自主地領導武裝革命斗爭”等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在經歷了一系列革命斗爭實踐后，都形成了自己獨到的見解，為進一步加強自身建設，保持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地位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理論基礎。

　　1.中共四大的召開對中國革命和黨的建設提出新的見解和認識。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這次會議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農民同盟軍問題，初步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關于民主革命總路線的基本思想。一是大會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秾τ诿褡甯锩�運動之決議案》比較全面地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段的狀況及其在民主革命中的態度；《對于職工運動之決議案》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唯一的指導者。二是大會第一次提出了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軍問題�！秾τ谵r民運動之決議案》指出了農民在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農民問題“在無產階級領導的世界革命，尤其是東方的民族革命運動中，占一個重要的地位�！薄稗r民問題在中國尤其在民族革命時代的中國，是特別的重要”“中國共產黨與工人階級要領導中國革命至于成功，必須盡可能地、系統地鼓動并組織各地農民逐漸從事經濟的和政治的爭斗。沒有這種努力，我們希望中國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運動中取得領導地位，都是不可能的�！比�是強調加強黨的宣傳教育和組織工作�！秾τ谛麄鞴ぷ髦疀Q議案》規定了整頓宣傳工作的12條具體辦法�！秾τ诮M織問題之決議案》要求加強黨的組織，強調這是關系到黨的生存和發展的“最重要的問題”。中共四大對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的領導權問題的看法，對農民問題的認識，對建立工農聯盟的主張，以及對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的一系列重要規定，表明黨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道路上又前進了一步，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作了理論上、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

　　2.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

　�。�1）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中共四大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但中國共產黨當時還不懂得領導權要在同資產階級爭奪中才能實現，認為它當然地屬于無產階級，這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2）初步認識到農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中共四大闡明了農民是無產階級同盟軍的原理，指出了農民在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認為在經濟落后的中國，農業經濟基礎雖然由于外國資本主義入侵而崩潰，然后占有人口80%的農民是中國社會的主要成分，所以農民問題在中國尤其是在民族革命時代的中國特別重要�！坝稍�始的、自然的農民反抗之可能而引之入自覺組織的經濟和政治爭斗，是中國共產黨的責任�！钡�黨內對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以及在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必要性上出現了不同觀點。

　�。�3）將資產階級初步區分為兩部分，初步認識民族資產階級兩面性。中共四大明確將中國資產階級劃分為大商買辦階級和新興的工業資產階級兩部分。前者勾結資本帝國主義，壓迫農工貧民，完全是帝國主義之工具；后者還在由買辦官僚的資產階級到民族的工業資產階級的轉變過程中，還不能參加民族革命運動。這一認識實際上是否定了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對正確地分清敵友存在時代的局限看法。

　�。�4）初步把新舊民主主義革命作出了區別，提出對革命前途的新設想。在對革命對象、任務、動力和領導等問題的認識取得進展的基礎上，中共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前途問題作出了初步探索。雖然還沒有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概念，但已開始從時代條件、革命對象、動力、領導、斗爭目標等根本問題上初步把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同以往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作了區別。

　　二、黨的指導思想在四川的實踐

　�。ㄒ唬┲泄仓貞c地委對四川革命斗爭的戰略設想

　　四川雄踞長江上游，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當時駐扎川內的劉湘、劉文輝、楊森、鄧錫侯、田頌堯等軍閥投靠北洋軍閥，在直、皖兩系之間徘徊。如果他們繼續趨炎附勢吳佩孚，率兵順江而下，將給北伐軍造成極大地困難；如果他們倒戈易幟與北伐軍配合，則將加速北伐戰爭在長江流域的勝利。因此，中共重慶地委自成立之日起，就特別關注軍事工作。1926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吳玉章在會上報告國民黨四川省黨務時強調了四川在國民革命運動中的重要性，他在《四川臨時省黨部黨務報告》《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各省區黨務報告》中，對四川的政治狀況、商人狀況、工人狀況、農民狀況、知識階級的狀況，青年狀況和黨務狀況進行了認真的分析，指出“四川目前正處于地主階級的封建軍閥專政時代”。四川的政黨分為：以前清末舉人進士和各地紳士為代表的進步黨；以革命黨人為代表的共和黨和同盟會改組的國民黨。四川的軍閥也分為三派：一為武備系，二為速成系，三為保定系，軍隊編制與人數為三十五師，二十九混成旅，十九獨立旅，十四司令，兩統領，總人數約為五十萬人以上�！秷蟾妗诽貏e提醒國民黨中央應尤其注意四川問題：“四川居長江的上游，人口有七千萬，地大特博，實居南北最重要的地位�，F在北方軍閥正在內潰的時候，我們革命軍要往北展，要同西北革命軍聯合，四川實為一大關鍵�！备鶕�吳玉章的報告和形勢發展的要求，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中央特別會議。會議決定，黨在當前的中心任務是“在各方面準備廣州國民革命勢力的往北發展�！秉h必須加緊進行北伐戰爭將會經過的湖南、湖北、河南、直隸等地的群眾工作，特別要注意組織和發動農民群眾，以便接應北伐軍，積極支持和參加北伐戰爭。中共中央負責人明確指示楊闇公:為了配合北伐，四川黨組織要對四川軍閥采取“前面頂，后面拖”的辦法，策動傾向革命的川軍起義，頂住四川軍閥出川支援吳佩孚；同時利用軍閥間的矛盾，使其互相拖住，以配合北伐戰爭。這一設想雖然還沒有具體計劃，但卻是從整個國民革命向北發展的戰略目標以及四川的重要戰略位置上考慮的。 4月，中共重慶地委利用舊一軍系（熊克武、但懋辛領導的川軍一軍系）的關系和吳玉章、劉伯承在川軍中的威望，直接與駐渝的思想左傾的師長向時俊、郭勛祺等頻繁接觸，并陸續派黨員鄧作楷、曾凈吾等去瀘州袁品文部和駐渝黔軍袁祖銘部等處工作，動員他們向革命輸誠。

　�。ǘ�）中共中央的部署

　　1926年7月12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了第三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研究黨在北伐中的任務。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軍事問題的文件《軍事運動決議案》。它第一次正式用決議的方式提醒全黨重視軍事問題，成為黨領導軍事斗爭的一個重要標志。文件的出臺對于四川軍事運動，尤其對即將爆發的瀘順起義有極大地指導作用。會議回顧了從1925年9月第二次擴大會議以來全國的政治形勢，明確提出廣州3月20日事變、國民黨中央5月15日會議等，都是一貫的對共產黨的進攻，是和帝國主義軍閥反赤運動相呼應的。會議把過去視為國民黨中派甚至左派的蔣介石和戴季陶一起劃為新右派的代表，進而提出無產階級要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任務。這是一個進步；但是，在如何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問題上，會議未能作出正確的回答。關于資產階級的問題，會議雖然指出資產階級的妥協性，但對資產階級在現階段中國革命中的作用仍估計偏高，強調“國民革命若沒有資產階級的有力參加，必限于異常困難或至于危險�！痹趯Υ�資產階級的問題上，雖然提出要防止右的和“左”的兩種錯誤傾向，但仍片面強調對資產階級聯合的一面，害怕斗爭會嚇跑資產階級，會“使革命運動流產”。關于北伐戰爭的問題，會議沒有看到革命陣線內部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已集中于爭奪對北伐戰爭的領導權方面，仍把工作重點放在黨對群眾運動的領導上，再次失去了挽救國共合作失敗的寶貴機會。

　　盡管會議通過的《軍事運動決案》，僅認為中國共產黨在北伐戰爭中有“參加”一些工作，只是“進行相當的政治宣傳”，助長“進步的軍事勢力”，而沒有認識到黨應當直接掌握軍隊，實現建立政權的任務；但《決案》對斗爭形勢的分析、軍隊政治宣傳工作、軍隊黨組織建設等的分析和安排十分可貴。7月中旬，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因楊森向廣州國民政府表示要參加國民革命軍，請求派人去該部工作一事，在上海會晤了朱德，因為中共中央曾設想在萬縣打開一個開展軍事運動的突破口，用和平的方式拉出一支部隊來。朱德提出：用國民黨員和滇軍同僚的身份，去楊森部工作。中共中央同意此意見，擬用廣州國民政府的名義，委任朱德去楊森部做黨代表和政治工作。 7月下旬，吳玉章、劉伯承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了四川軍閥的新動向和軍事工作情況，并提出組織部分川軍起義，建立一支左派武裝的初步計劃。當時的設想是：如果在四川建立起自己的軍隊或策動一部分四川軍隊起義，就可以推動四川軍閥易幟，參加國民革命。必要時，也可帶領起義軍會師武漢；或前往川陜鄂邊，北出西安，接應馮玉祥的國民軍，配合北伐。

　�。ㄈ�）四川黨組織帶領人民開展的具體斗爭實踐

　　1926年7月以后，中共重慶地委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北伐戰爭的進展，迅速將工作重點轉移到軍事運動方面，楊闇公、吳玉章、劉伯承、童庸生等全力投入工作。

　　中共黨組織和黨員隊伍在省內的建立與發展。為配合國民革命，中共重慶地委利用國共合作的契機迅速發展各方面的工作。黨的組織分布在“瀘州、綦江、順慶（今南充）、成都”等地，黨員人數從1926年2月的19人發展到8月的130人，為全國“發展最快者”之一。工人運動的廣泛開展。全省五萬多工人，在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以成都、重慶為中心，開展罷工，游行示威等斗爭，爭取政治權力，改善物質待遇。1926年10月，成都市工會在國民黨左派市黨部（時任國民黨市黨部的負責人和組成人員主要為共產黨員）的領導下成立，42個行業工會的代表245人參會。農民運動的快速發展。到1926年6月，全省建立縣農會1個，區老會16個，鄉農會63個，有會員6000多人。學生運動發展十分迅速。1926年4月，全省第一次學生代表會議召開后，川東、川西、川南等地區學聯都加入了四川學生聯合會，有55個縣相繼成立了縣學聯。軍事運動的深入開展。1926年7月，地委對川軍的策動工作已逐步取得成效。中共所掌握的武器有賴心輝系秦漢三旅，鄧錫侯系黃慕顏部近五千支槍，兩部中均建有共產黨的組織；黨“可以影響的”傾向革命的部隊有三個師五個旅。共產黨員李蔚如在涪陵組織了一千多人的團防武器，曠繼勛在彭縣、崇寧掌握了部分江防部隊。在順慶、瀘州等地，黨的軍事工作和其他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績。 同年8月3日，中共重慶地委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兩個報告，一是《四川各派軍閥的動態》準確地陳述了四川政局出現的一種“混沌的局勢”，把1926年7月以前吳玉章、楊闇公、童庸生等在順慶、瀘州、合川等地從事軍運中所了解的四川各派軍閥動態和軍事工作情況作了詳細的書面報告，以便讓中央了解更多的情況，作出正確地指示。重慶地委還隨信附了一份《四川軍閥調查表》（又名《四川軍事調查》）詳細報告了劉湘、劉文輝等部隊情況。這是黨中央部署方略的重要依據，也是發動瀘順起義的重要情報。中共重慶地委在分析軍事運動現狀和發展可能性后，萌生了在川中“扶起朱德、劉伯承同志，造成一系列軍隊”的戰略設想，并初步擬定在順慶、瀘州、合川發動軍事起義的方案，采取一方面取得廣州國民政府名義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利用川軍派系矛盾，加緊分化瓦解各派軍閥。中共中央十分重視四川的工作，8月23日，發出了《中央致重慶信——對四川軍閥之態度及工作方針》，對四川的軍運工作提出了六條方針，揭露了四川各派軍閥“隨各個人當時之利害關系朝合夕變”的本質和政治投機性；提出“我們自然很希望在川中發生了一個左派軍隊，發生自己的武力，但這不是勉強能夠速成的”明確地告知中共重慶地委，必須積極而謹慎地進行這一工作。 中共中央的指示是根據中央的意見同時結合四川實際情況而作出的，對于開展四川軍事運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三、瀘順起義的爆發及其重要影響

　�。ㄒ唬�瀘順起義的籌備與起事

　　1926年9月，地委加緊部署起義和完成各項準備工作。9月上旬，地委派出地委委員童庸生專程趕赴上海；10日，向中共中央匯報了四川形勢，我黨和國民黨左派的組織狀況、群眾團體中左、右派力量的對比以及我黨掌握和影響所及的川軍實力，武裝準備情況和具體方案。中共中央對川中軍事工作的情況了解更深入、更全面，并作出了《中共中央聽童（庸生）同志報告后的結論》，原則上同意了重慶地委組織武裝起義的設想和初步方案，針對派人加強軍運工作，組織左傾軍隊配合起義和應當注意的問題，以及援助餉械、增加經費等事項作了具體決定。9月28日，地委根據中共中央部署和具體指示，加緊推進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楊闇公以“國民黨四川臨時省黨部”的名義，在重慶秘密召開了“革命軍事會議�！泵孛軈⒓訒�議的有一批川軍中層將領黃慕顏、秦漢三等政治態度傾向革命的師、旅長共十二個部隊的師、旅長或他們的代表。會議提出“響應北伐，會師武漢”的口號，并單獨留下順慶、合川、瀘州的五個部分的代表，布置起義事宜，決定成立國民革命軍川軍各路總指揮部，劉伯承任總指揮，黃慕顏任副指揮，暫定一至五路部隊序列，會后即令各部著手準備，待命行動。正當北伐軍挺進武漢時，四川軍閥楊森派四個師出川側擊武漢，對北伐軍造成了嚴重威脅。10月15日，國民黨中央在廣州召開了執、監委員和各省黨部代表會議，共產黨人毛澤東、林伯渠、惲代英、吳玉章等出席了會議。吳玉章根據中共中央的意圖和四川、陜西軍事工作的需要，建議派劉伯承回四川籌劃軍事。會議決定授劉伯承以國民黨中央黨部軍事特派員名義，回川負責策劃軍事運動。歐陽欽、陳毅也分別由中共中央、中央北方區委派到了四川協助工作。11月中旬，楊闇公、朱德、劉伯承在重慶開緊急會議，根據黨中央意圖成立了中共重慶地委軍事委員會。經多次研究，軍委會決定：首先爭取駐防順慶、合川的黃慕顏、秦漢三、杜柏乾三部起義，在川北站住腳跟；；隨即發動瀘州的兩個旅起義，以相策應。然后把瀘州起義部隊拉到川北匯合，擴編為五師、一軍。如果能在四川立足，就在川北建立根據地，以劉伯承為軍長，創建由中國共產黨實際領導的武裝。再根據情況，或進軍川陜邊境，策應武漢；或北進西安，與西北國民革命軍會合。為了取得國民黨左派的支持，部隊建制歸于國民革命軍。會后，中共重慶地委先后派遣30多名黨員到順慶、合川、瀘州、涪陵、彭縣、崇慶等預定起義和配合的地區，布置黨的地下工作以相配合。同時，加緊分化瓦解川軍部隊。在萬縣，朱德帶領數十名政工人員加緊做楊森部的策動和改造工作，試圖拉出一支部隊作為一個方面的突破。11月中旬，劉伯承、楊闇公前往合川，檢查起義的準備情況并作暴動前的最后部署，另派同志與順慶和瀘州兩地加緊聯系。11月25日，國民黨臨時省黨部在重慶召開了“國民黨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從政治上造成強大聲勢，配合即將爆發的起義。當時，四川軍閥劉湘、賴心輝、鄧錫侯等人，因懼怕“省外革命潮流之高潮”，波及四川需“翦除其部下之左派分子”而制訂了一個撲滅起義的“宰割計劃”。重慶地委在獲悉這一重要情報后，認真分析形勢，決定主動出擊，在順慶、合川、瀘州三地舉行暴動，以革命的武裝反擊反革命武裝，一場聲勢浩大的武裝大起義即將拉開帷幕。

　�。ǘ�）瀘順起義的重要影響

　　1926年12月1日、3日，瀘州、順慶起義比原計劃相繼提前爆發，成立了國民革命軍川軍第一、二、三、四、五路，由黃慕顏、秦漢三、杜柏乾、陳蘭亭、袁品文任司令；后又組建第三路，由皮光澤任司令。各路兵力總計一萬二千余人，由劉伯承任國民革命軍暫編第十五軍軍長，黃慕顏為副軍長，這次起義從1926年12月1日開始，到1927年5月23日瀘州突圍，堅持了近半年之久。在四川軍閥的圍攻下，起義最終失敗。但在當時卻起到了“驚破武人之迷夢，喚醒群眾之覺悟，影響川局，關系至巨�！�1927年7月中旬，周恩來在漢口召集朱德、吳玉章、劉伯承、黃慕顏等人開會，討論瀘順起義軍的善后問題，總結經驗教訓。隨后，瀘順起義的領導人朱德、吳玉章、劉伯承等轉赴江西，參加領導南昌起義，走上了中國共產黨人獨立領導武裝斗爭，創建革命軍隊的新道路。

　　1.正確認識瀘順起義。瀘順起義是以國民政府名義發動的，由中共中央、中共重慶地委實際組織領導的，由共產黨員任主要指揮者的一次武裝起義，是以楊闇公、吳玉章、劉伯承、朱德等共產黨人為改造舊軍隊，創建新型的，由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左派軍隊”的一次大膽嘗試。它是北伐戰爭的需要，是反帝反封建的需要。1926年底到1927年初，蔣介石集團和帝國主義、大買辦階級、封建軍閥的勾結日益緊密，其反革命活動日益猖獗和公開化。蔣介石制造了一系列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流血事件，直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正是在這個革命逆流來襲，革命處于日益危急的關心。中共聯合國民黨左派人士發動了瀘順起義，它是中共領導人民挽救革命，回擊反革命逆流的奮力一擊。從反動軍閥中殺出一支革命的軍隊，給予了四川軍閥以沉重的打擊，對保衛武漢革命政權，配合北伐軍消滅吳佩孚、孫傳芳主力起到了積極作用。

　　2.瀘順起義的重要意義。（1）四川的中共黨組織在開展軍事運動中進行了帶示范性的有益探索。四川黨組織在大革命中進行的活動，包括軍事運動，都是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進行的，但又能根據四川的實際情況來貫徹，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開展以瀘順起義為代表的軍事運動。中共重慶地委反復調查、分析、研究了爭取四川軍閥易幟的重要性、可能性，下功夫從各方面開展了策反工作，直到發動瀘順起義，把軍閥部隊改造成了國民革命軍。這次由黨實際領導的分化瓦解軍閥部隊的大規模軍事起義，是共產黨人力圖獨立掌握武裝的一次勇敢嘗試，是幼年期的中國共產黨及四川組織從自身實際出發的勇敢探索，雖然還談不上獨立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妥善地解決中國和四川革命面臨的理論、實踐問題，但畢竟向前邁出了一大步，為中國共產黨建立革命武裝，“拉出一支自己的隊伍”獨立自主開展武裝斗爭留下了借鑒和啟迪。

　�。�2）瀘順起義吹響了四川武裝斗爭的“集結號”。中共通過國民黨蓮花池黨部向川中各軍派出了一批政治工作人員，他們在軍隊中宣傳革命理論，啟發官兵覺悟，在先進分子中發展黨員，建立秘密黨組織，播下了革命的“火種”。到土地革命時期，四川爆發了多次農暴、軍運、學運斗爭，特別是紅軍長征入川前后，四川黨組織和隱蔽下來的黨員，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勇氣和智慧，迎接紅軍入川并幫助紅軍在四川渡過了一系列危機，取得了長征的勝利。中共也通過一系列斗爭實踐認識到“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的革命特點。瀘順起義是偉大實踐之一，參加過瀘順起義的朱德、吳玉章、劉伯承等人又與周恩來、葉挺、賀龍等一起領導了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第一槍的“南昌起義”。瀘順起義實踐中取得的經驗和教訓，對于我們黨發動南昌起義以及后來建立人民軍隊，獨立自主地領導武裝斗爭，有著重要意義。

　�。�3）掀起了民眾革命運動的高潮。與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觀點不同，四川由于農業人口眾多，四川黨組織非常重視農民運動。1927年6月，四川各地鄉鎮農民協會，比1926年6月增加了五倍以上，農民協會會員增至三萬三千多人。1927年春，四川約有農民武裝三萬多人。農村革命運動的發展使中國共產黨在農民中集聚了極大的力量。

　�。�4）對黨的建設有所發展和創造。一方面，大革命運動期間，省一級黨組織——中共重慶地委成立；地市州一級黨組織——成都支部、川北支部等以及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相繼成立推動了中央、省委、縣（市）委、區委、支部五級黨組織架構的搭建逐步建立。為領導一個地區的暴動而專設省級軍委——中共重慶地委軍事委員會，是中共黨史上的先例，對加強起義的領導，統一行動，保障政令暢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5）開展了強有力的政治思想宣傳工作。早在1927年，蕭楚女、楊闇公就聯絡46個群眾團體于11月27日組成抗議“德陽丸”罪行的大會。1925年1月28日，楊闇公、童庸生、羅世文等組織成立了“重慶國民會議促成會”，向民眾宣傳開展國民會議運動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重大意義，進一步喚起了民眾的覺悟。1925年6月，四川黨組織在成都、重慶、萬縣、涪陵、達縣、順慶（今南充）等地，提出“打倒英、日帝國主義！”“實行經濟絕交”等口號，向群眾宣傳“五卅慘案”的真相，引領各界群眾參與到全省范圍的反帝反封建斗爭中。1926年9月5日，“九•五慘案”發生后，中共中央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英國帝國主義屠殺萬縣（人民）告民眾書》，號召“民眾起來，用自己的力量，使用一切方法，對付這個強盜的英帝國主義�！睏铋湽�等組織萬縣各機關、團體、學校向全國發出通電，要求停止殘暴行為，道歉和賠償損失。

　　通過這一系列的宣傳和農暴、軍運、學運斗爭，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和國民革命、北伐情況、四川局勢、革命道理以及馬克思主義等深入民眾之中。